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Merlyna Lim：情感与算法：解开社交媒体政治的数字核心

Affect and Algorithms: Unpacking the Digital Heart of Social Media Politics

文 / 梅莉娜·林（Merlyna Lim）
翻译整理 / 许可
校对编辑 / 郑叶颖、叶云鹤

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的热情介绍。我想向网络社会研究所、跨媒体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以及黄孙权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同时也特别感谢叶云鹤的诚挚帮助。

当然，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你们的到来。我很遗憾无法亲自出席，我知道自己错过了很多。

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了一段猫咪弹钢琴的视频，接着算法立马觉得你适合组建一支猫咪乐队。很快，你又迷上了完全没想到的东西——比如地毯清洁ASMR。这背后有什么逻辑吗？其实并没有。社交媒体的算法并非建立在逻辑或理性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最终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某些内容，并与我们所连接的人建立联系的呢？答案就在于点赞、收藏、点击和分享这些行为，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关乎情感——通过算法调解的那些情绪化的、感性化的互动。

在本次讨论中，我将探讨这种情感维度如何超越个人消费，成为塑造我们社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日益衰落的民主国家，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争夺的战场，反民主的行动者利用算法、人工智能和虚假信息工具来推进反民主的议程。这使得学者们将其描述为“虚假信息操控”（disinformation order）、“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和“认识论危机”（epistemic crisis），并助长了“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已经从民主的工具转变为破坏民主的工具。虽然这种观点反映了最近的一种政治趋势，但它通过将社交媒体描绘一个仅仅加剧现实世界政治冲突的独立实体，从而简化了社交媒体的角色。它还忽视了平台政治的矛盾性。

在东南亚，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利用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来操纵公众，但我们也看到了充满活力的草根运动。仅在2021年，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就发生了 8789 起抗议活动，主要是由青年领导的反抗行动。

在我结合东南亚背景进行分析之前，我将先概述一下我的概念框架。首先，我要声明，认为社交媒体已从民主化过渡到专制化，或从公共领域过渡到虚假信息领域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假设。第一个是关于数字网络原本与民主相关的假设。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即使在早期较为静态的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也从未真正实现过民主。尽管当时用户较少，内容也较为有限，它依然远非一个平等的竞技场。

数字网络远非平等主义；它们像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的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一样运行，遵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¹。这意味着，新的连接往往聚集在已经流行的节点周围——本质上就是“富者愈富”。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主导者和有影响力的用户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数字媒体，使得较小的用户单位很难获得关注。到2024年，社交媒体网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包括东南亚威权政府在内的强大势力都在加强对数字媒体影响力的控制。

此外，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一直同时被用来追求民主或非民主的目标，而非仅仅用于追求民主。各方团体–无论是公民团体的还是破坏性团体——都利用这些平台来推进各自的议程。这一现实揭示了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即社交媒体曾一度使公共领域民主化。与其仅仅争论社交媒体是促进民主还是推进专制，或者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共领域，我们更应该专注于研究这些平台本身的基本特征。

首先，社交媒体不是为政治参与而设计的。这些平台在平台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关注点是数据货币化和市场控制。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天生反民主，但其核心目的根植于营销逻辑，而非公民参与。因此，它们通过商业而非民主的视角影响政治动态。

社交媒体的生态系统反映了“算法营销文化”（algorithmic marketing culture）–算法与营销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内容的流通、可见度和受欢迎程度。其核心是品牌塑造，而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内容的情感影响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各大平台越来越依赖于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强促进用户增长和广告收入的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和先进的排序算法，这些算法分析用户行为，对内容进行策划和优先排序。利用用户的情感反馈，例如点赞和分享，这些算法推送情绪化的内容以驱动用户参与度——即“情感经济学”（economics of emotion）。与此同时，在内容泛滥、注意力短缺的环境中，社交媒体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学”（economics of attention），用户和内容都在为被看见而竞争。

在此背景下，情感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货币。各类竞选活动精心编织充满情感的叙事，因为他们深知爱与恨能够推动病毒式的传播与分享。这种对情感诉求的关注使深刻的政治讨论转向以点击诱饵和病毒式模因（viral memes）主导的哗众取宠的内容。

与其将用户视为被困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和意识形态回音室（ideological echo chambers）中的被动受害者，不如认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共同作用产生了我称之为的“算法飞地”（algorithmic enclaves）。这些“飞地”是由用户通过与算法的持续互动形成的论述性场域，在这里，人们基于一种感知到的共同身份集结并形成集体。他们捍卫自己的信仰，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现实和想象中的威胁，这些威胁往往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些“飞地”围绕共同的情感而非利益建立起来，因此成为虚假信息的沃土。在二元党派结构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只能在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进行选择（如保守派与自由派）。

而“算法政治”（algorithmic politics）的兴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通过算法操纵议题，其主要目的是主导媒体领域和塑造公众舆论。

有了这个概念框架，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数字互联地区²，拥有 6.8 亿人口。其中 53%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有75% 的人口上网，130% 的人口是移动用户——由于每人拥有多个账户，尤其是19岁及以上人群中，81%活跃于社交媒体。

东南亚的快速数字化进程和高度互联性使其成为一个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算法营销市场。随着大部分人都已在线，线下和线上体验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交媒体将个人、社交和政治领域融为一体，使政治成为一个经常出现但又瞬息万变的元素，与猫咪照片、模因和朋友圈更新等内容共存。然而，在这一地区，互联网自由往往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在面临威权专制化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专制化、虚假信息的增加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相互影响，在社交媒体上尤为明显，并且相互强化。

这些技术-政治和算法动态反映在该地区的政治格局中。在本讲座中，我将重点讨论两种政治形式：草根运动和选举政治。

首先是草根运动。如前所述，近年来东南亚的草根运动日益活跃。例如，仅 2023 年的统计数据就突显了整个地区抗议活动的频繁程度。东南亚的草根运动越来越多地将社交媒体纳入其行动策略，无论是在专制背景下的维权活动——如缅甸和泰国反军政府的抗议活动——还是越南和柬埔寨的维权运动都是如此。此外，以问题为导向的运动，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反腐败抗议、马来西亚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的选举改革努力以及“奶茶联盟”（#MilkteaAlliance）的跨地区联合，都将社交媒体作为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动员的核心是诉诸情感。因此，我们看到了“情感二元框架”（affective binary framework）的兴起，二元叙事和修辞被用来培养极端情感，尤其是愤怒，作为团结“我们”反对“他们”的一种方法。毕竟，各种形式的政治都是围绕情感展开的，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和运动都会调动不同的情感，并在其话语中注入特定的情感印记。

情感二元框架可以将“人民”作为“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共同反对所认为的不公正。然而，这一框架也极易被利用，用于动员针对“他者”的行动，借助既有的怨恨来加剧分裂。这种方法通过将个人塑造成“受害者”，为针对被视为威胁的群体的行动提供正当性。在东南亚，这种情感的操纵体现在拥护极端民族主义、反民主和激进右翼政治的草根运动中。

在缅甸，Facebook 自 2012 年以来为右翼佛教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助力，通过针对罗兴亚穆斯林（Rohingya Muslims）的极端言论和虚假信息放大了反穆斯林情绪。平台的算法动态加剧了“969 运动”和“Ma Ba Tha”等组织的反罗兴亚言论，助长了分裂和反穆斯林情绪。

在泰国 2014 年的政变中，Facebook 放大了反民主情绪，助长了“黄衫军”对君主制和军方联盟的支持。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支持政变言论的成本和门槛，降低了支持政变的成本和障碍。

东南亚的活动故事凸显了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和情感二元框架在草根运动中的有效性。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动员”和“民主化”。动员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可以服务于民主、专制或其他意识形态。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确实促进了动员，但它们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促进民主讨论或支持公民参与。如前文所述，这些平台深深根植于算法营销文化。因此，社交媒体对集体行动的动员作用既是行动者的努力和议题相关性的产物，也是算法和营销驱动的病毒式传播的意外结果。

现在，让我们转向选举政治。在东南亚的政治选举和竞选活动中，社交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政府的政治传播和宣传

• 选举政治中的选民动员

• 塑造和操纵公众舆论（如影响政策决定）

在这些背景下，算法营销文化以及情感和注意力经济学产生了两个关键现象。第一，民粹主义的传播风格，将情感和激情作为政治说服的核心要素。这种方式在“精英”和“人民”之间制造了一种鸿沟，在诉诸个人情感的同时，通过移情和同情的联系培育集体认同，最终构建了“人民”的概念。第二，情感粉丝政治，即利用粉丝式策略塑造公众形象并吸引支持者的政治。通过利用情感反应，影响选民行为和政治参与，借鉴粉丝文化的技巧来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这代表了一种转变，即通过名人文化和情感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政治。

例如，“支持佐科”（Pro-Jokowi）的核心用户网络表现出类似于粉丝的行为，无论佐科的价值观、政策如何变化或前后矛盾，他们都会支持他。那些批评佐科的人，包括反对有争议政策的进步活动家，往往被贴上 “佐科黑粉”（Jokowi haters）的标签，从而形成极化的算法飞地。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与此同时，我对东南亚近期选举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算法政治的日益增长，还有其对选举结果影响的不断升级。

这些算法实践有三个主要趋势：

竞选活动专业化：社交媒体竞选活动现已变得高度复杂，由精英人士支持，并得到大量资金投入。政治候选人聘请专业顾问，利用先进技术和营销策略来扩大社会分歧，以确保自身权力稳固。这一行业涵盖了从政治咨询到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服务，其目的都是通过战略规划和媒体管理来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富裕的政治候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动员效应，反映出“富者愈富 ”的态势。

通过精心策划的竞选网络操纵公共言论：竞选活动越来越多地利用自愿和受雇佣的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话题和分享信息。这种方法利用网络部队（cyber-troops，中文网络俗称“水军”）、机器人（bots）和意见领袖（social media influencers，中文网络俗称“网红”）来操纵公众言论。十多年前，这种策略在商业营销中很常见，但现在已成为政治活动的基石。有趣的是，在我研究的所有仇恨和虚假信息网络中，自愿用户的规模远远大于付费雇佣的用户和机器人。

使用虚假信息：虚假信息——包括负面和正面信息——已成为政治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不仅包括彻头彻尾的谎言，还包括歪曲事实的策略。以往的竞选活动主要依靠负面的虚假信息，如人身攻击和仇恨言论，而现在我们看到“正面的虚假信息”呈上升趋势。

这包括算法洗白（algorithmic whitebranding），即利用数字工具和自动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为有严重争议或问题记录的政治候选人或公众人物打造正面形象或品牌。这种策略通过净化其历史并重塑叙事，以吸引那些可能遗忘其问题背景的年轻选民。

在 2022 年菲律宾大选中，邦邦·马科斯（Bongbong Marcos）利用算法洗白重塑了其家族有争议的历史，将其描述为和平与进步的黄金时代。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经过精心设计，展示了充满积极内容的形象，以软化他原本具有争议的公众形象。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可爱、胖乎乎的祖父形象，在竞选材料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与宠物猫在一起，并分享嬉戏视频。这种做法使他与作为前军事将领的暴力形象的过去拉开了距离，塑造了一个更平易近人的形象。

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都倾向于“积极”的竞选策略，这吸引了忠实追随者的“爱”，就像 K-pop 歌迷对偶像的崇拜一样。

从本质上讲，算法政治正在重塑选举和公共政策的竞争方式，其采用的复杂策略融合了技术、营销和对公众情感状况的深刻理解。除了选举活动，日益专制的政权和倾向于非自由主义的政府也在利用算法政治和社交媒体的动员效应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压制异见。

东南亚的社交媒体在草根运动和民主改革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虽然它有利于组织和动员起来反对强权，但其以市场导向和情感驱动的算法也可能推动倒退的、专制的议程。在情感二元框架和算法飞地的推动下，算法政治的兴起同时放大了进步和专制的声音。这些平台可以促进团结，但也会加剧两极分化，使用户退缩到排他性空间，助长部落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的力量并剥夺他人的权利。

在社交媒体中，个人和政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社交媒体算法模糊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与公民责任之间的界限，将政治转化为一种情感营销，将公民转化为消费者和粉丝。最终，情感和注意力经济学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消费政治内容，还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并讨论政治内容以及如何投票。

鉴于这些现实，社交媒体平台不会很快消失。算法将继续塑造我们的政治格局，同时强化现有的动态。对民众情感的利用和操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算法上，都是关键要素。

东南亚的政治格局揭示了技术与权力动态之间微妙博弈，在进步势力和倒退势力之间。这场持续的斗争表明，东南亚民主的未来可能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那些致力于变革的人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在算法和政治挑战面前，那些为民主理想而战的人们的韧性，仍然是决定东南亚政治格局走向的关键。

本讲座内容源自：Lim, M. (expected Dec 2024).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译者注：文中加粗部分为讲者讲稿原文中加粗部分

1. 译者注：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是复杂网络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网络结构，其显著特征是网络中节点的度分布（degree distribution）遵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这意味着在网络中，大多数节点只有少量的连接（低度节点），而少数节点拥有非常多的连接（高度节点）。 ↩︎

2. 编者注：指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下，东南亚的定义是一个数字互联的区域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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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介绍

梅莉娜·林
Merlyna Lim

Merlyna Lim是加拿大数字媒体与全球网络社会研究主席、传播与媒体研究教授，也是卡尔顿大学ALiGN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和主任。她在印度尼西亚的达耶科洛特（Dayeuhkolot）出生并成长，她的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重点关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她的工作探索了这些技术和社会动态如何在公民参与、激进主义和民主进程等领域辩证地相互塑造。她以东南亚、中东及北非地区为立足点，倡导将全球南方视为关键的研究中心，并根据其自身的条件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她的主要著作包括《东南亚的社交媒体与政治》（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UP, 2024）、《根源、路线、路由器：当代社会运动的传播与媒体》（Roots, Routes, Router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Sage, 2018）和《在线集体行动：社交媒体中群体的动态》（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Dynamics of the Crowds in Social Media）（Springer,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