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好：

欢迎大家参加第十届的网络社会年会。这十年来我们作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十年过去了，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想象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十年来做了什么。网络社会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得到了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大力支持。我们建立了一个国际化的教学团队，合作伙伴包括众多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以及国际知名学者。我们的第一届年会主题为“网络化的力量”（Forces of Reticulation）。每一年，我们都会邀请大约10到12位杰出的学者参与我们的讨论和分享。

第二届叫做“与列斐伏尔同行”(Another Walk with Lefebvre)。从这位深刻影响空间理论的哲学社会学家中，重新思考日常生活批判与线上社群与空间的意义。这是我们第二届年会的核心讨论内容。

第三届我们就非常直接的讨论 Intelligent Urban Fabric（“智慧都市网络”），那时候有很多讨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规划，所以我们那时候思考什么叫做“Smart City”，“Smart City”之前是不是应该有“Smart Citizen”（智慧市民），有没有“Smart NGO”，这是我们第二届年会的核心讨论内容。并邀请了来自荷兰、德国、日本的学者，以及中国阿里巴巴的技术总监王坚先生，他在城市大脑（city brain）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届我们叫“网民21”。为什么叫“网民21”呢？这是中国开始有互联网（Internet）的第21年。所以我们叫做“网民21”。正值这一时刻，我们回顾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第五届2020年叫做“实践智慧之网”，这个是比较面向真实社会的实践聚会，邀请了一波在区块练与加密技术的各种实践者相聚，如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等人找来，也有来自捷克crypto punks（加密朋克）。对现实的干预，未来的想像绘制了当前的，足以想像的路径。

接下来的年份，全球爆发了疫情，这对我们的研究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开展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是推出了名为“coop”的社会通证货币（COOP），它在学术界与艺术圈内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其二，我们启动了多个与Web 3.0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乡建相关的保存计划。如与metaDAO合作的乡建元宇宙计划，我们在Decentraland上复原了1930年代的北碚，在这些项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合作机制和思考方式。

第七届我们叫做，也许你们都知道这是来自一个很有名的乐团的一个说法，“Never Mind the Queens”（性手枪乐队1977年的专辑《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 “Never Mind the Web3，Here is the P2P”。所以这一年我们邀请了Internet Archive的创始人布鲁斯特·卡利（Brewster Kahle），以及香港AAA（亚洲艺术文献库）的主理人等专家，共同探讨P2P技术的现状与未来。第七届比较特别的是，由于疫情之故，除了旧金山主论坛以外，我们还在亚洲的6个城市同时举办分论坛，包含武汉、杭州、上海、香港、北京，台北。这是我们所有的论坛嘉宾，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通过城市的P2P来做城市群体连接的关系。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叫做“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Resetting all (im)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y），我们重访了历史上的计算机起源，开始了文化与技术三部曲的长期研究项目，这次会议也是在上海。

第九届，我们到了清迈、曼谷。与清迈大学合作，邀请了非常多亚洲学者，来自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研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学者跟专家一起在清迈开会。

除了年会之外，我们还举办了非常多hackathon（黑客松）。我们搞的hackathon不是非常technical的hackathon，我们叫做art hackathon（文艺黑客松），所以会找很多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甚至项目管理者、博物馆馆长这种角色一起来做hackathon。每一年都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尝试。

这是我们第二届的hackathon。在2016年，我就联合了台湾台北的艺术大学，高雄的高雄师范大学，跟杭州美院的跨媒体学院且搞线上课程，开发VR实验。邀请了唐凤来授课，她是全球知名的黑客，后来成为台湾的数位部长。他带着两岸三地的学生，以开源程序与平台领导了现在非常流行的AR或VR的设计。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不同的”校园”上课，学习怎么操作VR软件与制作VR环境，

然后这是在上海办的第一次，我们叫做coopathon（合作松）。Cooperation and hackathon绑在一块，为了合作社，我们邀请了亚洲非常多的合作社组织一起购买，包含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等地，并考虑在技术发展的过程里，合作社跟程序员可以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系列。

然后再隔一年我们又在5个城市，举办了七场合作松的会议，。我们在杭州、台北、高雄、香港、武汉等地方举办了七场合作松会议，每场参与的合作社有十几个。大概全亚洲有70多个合作社参加这个计划。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具体知道合作社需要什么东西，以至于我们的程序员，设计师，艺术家可以帮助社区实际开发与完成她们所需。做完合作松会议后，与港大的邱林川老师合作，带着国内的南塘合作社与台湾的主妇联盟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一次亚洲平台合作主义大会（PCC），同时也将之前合作松会议的成果带到了大会中，完成一场两天一夜，48小时的合作松开发会议。我那时候带了非常多的中国的合作社跟农民到香港参加PPC大会，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有非常多草根的、强有力的由村民组织的合作社团体。

有时候，我们也发起创意写作松，以及，如 Scifiathon（科幻松）。把很多优秀的年轻的作家”关”在一起48小时，然后”强迫”写出故事。

我们下一个hackathon叫做艺能松，这是2023年。当时因为大家都在谈 Intelligent（智能），所以我们设定的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过去的十年好像非常快，好像就在瞬息之间我们就翻页了。互联网目前遭遇到非常多的挑战。一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完全没有互联网，从电话拨接发展到5G信号，从桌上电脑到手机。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未来10年我们可以去哪里，或者我们怎么想象怎么做这个事。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年会的4个panel的主题。

这4个主题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自己也很困惑，所以才需要各位嘉宾跟各位参与的青年学者，给我们一些充分的讨论和提醒。

第一个Panel，我称之Quiet Editor (静默编辑)。提及“静默编辑”我想到一个人，也许这个人大家都知道——Jake（Elizabeth “Jake” Feinler，伊莉莎白·芬恩勒，又称贾克）。她一开始在SRI（斯坦福研究所），后来到了大学去工作。网络世界中，网址 domain name（域名）要被找到，需要与一个独特的 IP 对应，她就是作这个工作，网络世界的编辑，像编一本电话簿一样。比如说caa-ins.org，它应该对应到IP是162.178.XXX.XXX 之类的，需要一个真实的人类，在网络世界里头作登录工作。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而现在不太一样了，以前在 Web1.0 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发展发表自己的文章。到 Web2.0 时代，我们既可以写也可以读。到了Web3，很多人觉得保证著作权与财产权非常重要，不能让平台滥用我们生产的东西，这是 Web3 趋势中强调个人财产保障的一个面向。但无论如何，作者与编辑是清楚的，明确的，”真有其人”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你们 AI 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从哪里来的，谁写的，谁编纂的，我们找不到 “Jake”，“Jake” 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漫长历史与劳动长期累积的知识的片断反应，人类擅长的自然语言表达来建立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黑箱，我们并不知道谁在 editing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第一个panel想要讨论的。你也可以说，这是找寻 “Jake” 旅程，当编辑静默了，就会成为权力与资本的缝隙，成为人埋葬自身与世界意义的关系的作手。

第二个Panel , Gradient Rent（梯度地租），这其实是政治经济学非常经典的问题。我只想给各位看一下，这在中国当前重要的的政策叫做 “East Data，West Computing”（东数西算）。也就说中国现在大部分的计算机公司都在北京、杭州、深圳，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云端算力的公司都在贵州、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在地理学上这种空间差距会影响越来越大。我想全世界应该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之一。

第三个Panel，是关于“AI基建志”。中国基建是特别突出而明显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云端”。各位可能知道“云”并不是在云上，“云”是在地上的。我们需要通过非常大的电力供给，需要有很好的计算中心，需要很多海底电缆才可以让所谓的云成型。但是云其实会耗费非常多的能量。在区块链或加密货币非常红的时候，很多人批评说加密货币是非常耗能源的，对吧？每天在耗费电力挖扩，赚钱与处理交易，毫无”生产”。但现在，每一次我们问 AI 一个问题，它消耗的电量可能不低于我们在比特币挖矿时候的电量。任何一个无聊的问题问 AI 可能都会让地球变热，变得更热，因为它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算力，而算力需要能源。

如在贵州。这是华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电话跟计算机公司，他们在贵州做了很多这种云上贵州的东西。你可以看右上角的图，它是华为云上屯数据中心，分了好几块在不同的地方。这是另外一家腾讯公司，也是在贵州的7星数据中心。

中国在西部上有非常多这样的数据中心，都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事实，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极度急速的转变。

第四个Panel 是 When the Work is Prompt（“当作品就是提示”），这是我们艺术家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昨天请了罗霄先生来演讲。他作为一个算法艺术家，一直坚持说，即便你用 AI 创作，还是保有艺术家的主体性的。所以他举了很多例子。我相信这两天的会大家会告诉我们更多这样的故事。我们怎么思考艺术家的主体性？当我们在用 AI 创作的时候，我们到底还算不算艺术家？我们有没有作者性？艺术性又从合而生，如果不是出自人类之手？

如果我只能够掌握规则，提示词，但最后的风格跟样貌其实不是我完全决定的，我还可以说这是我的艺术品吗？也就是说，整个创造的过程已经变成是一个可以教的、可以对谈的prompt，那么艺术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安置艺术与艺术家的新角色？

譬如说，很多 AI 图像生产，每一张AI的图像后面，都是来源于某一个真实的人所拍的或被拍的东西。但当我们在使用这些图像生产新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征得或征求那些曾经被强迫提供数据或图像，或者是主动提供图像的人的同意，这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更别说后面那些低廉工资，全球南方标注工的劳动了。

最后，我希望我们这个会能够以这四个开端作为一个开始，重新想想看我们整个互联网历史的过程。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回想。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新讨论一些非常古典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诗意。而且我们应该在一个机器构筑的世界里头重新讨论政治性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所跟跨媒体学院非常关心的事情，也是我们未来十年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在这个会议里可以透过我们年会的学者嘉宾，还有青年学者们，在这些议题上给我们更多清晰的批判也好，建议也好，提出一条可以前往或者愿向往的道路。

谢谢大家。

2025年10月18日

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以“互联网之终？AI（ài）来不来”为主题，在UFO Terminal顺利举行。会议汇聚来自加拿大、巴塞罗那、柏林、旧金山、伦敦、都柏林及中国香港等地的十位重要学者，围绕前沿议题展开演讲与发言。有二十四组青年学者呈现研究或实践成果。会后进行了两部影像作品放映及艺术家讨论，策划了Live Coding开放式声音现场与10 PRINT互动展示，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艺术之间的边界。

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黄孙权教授主持，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闵罕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怿斯作开幕致辞。青年学者论坛由黄孙权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中国美术学院网络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蒋斐然与刘怿斯研究员主持评论。

以下是青年学者论坛回顾

青年学者论坛致辞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怿斯，在青年学者论坛上作了开幕致辞，并为第一个自组论坛进行了简单介绍。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奇异的时代。人工智能已能够生成诗歌、创作图像，回应各类问题，甚至在屏幕另一端尝试”理解”人类情感。然而，这种技术能力背后潜藏着情感的深刻异化——人类最私密的情感体验正被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数据点，被参数化编码为算法模型，也被资本化被包装成商业产品。在这样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里，各类情感类应用、心理健康助手、情绪管理工具层出不穷，它们通过精致的界面设计和交互逻辑，模拟共情、提供慰藉，声称能帮助用户缓解忧郁、走出抑郁。但或许正是在这种情感过剩的语境中，真正的情感经验正在被掏空。

自组论坛：情感提词器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韵，对“情感提词器”这个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她指出，在传统认知中，情感常被理解为个体的内在感受——悲伤、愉悦、爱与恐惧，被视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状态”。然而时至今日，情感已不仅属于个人，它正在被媒介化、社会化，并被技术重新定义。朱韵认为，所谓“情感提词器”，可以理解为一种媒介化机制：它不是单纯被动记录情绪，而是以算法、界面语句、交互叙事为“台词”，引导、纠正、甚至塑造我们的情绪表达与情感体验。而这一主题正是对当下现实的回应与追问。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韵的发言题目为《我的“爱人”：中国乙女游戏研究的学术图景（2019—2025）》。朱韵基于PRISMA方法，对2019至2025年间关于中国乙女游戏的国内外学术研究，进行了半系统性文献综述与理论整合，在19篇核心文献分析集的基础上提出“自我关系—他者关系—社群关系—环境关系”的四层分析框架。她指出，乙女游戏不仅是女性玩家寻求情感代偿与自我建构的“情感避风港”，更是资本逻辑、性别脚本与技术治理交织的复杂场域。现有研究已逐步转向对虚拟亲密关系、粉丝文化实践与情感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讨，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显著特征。朱韵认为，乙女游戏研究不仅是数字游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解当代中国情感文化与性别变迁的关键入口，更是中国女性玩家在数字世界和赛博空间中不断书写自我、表达欲望、争取能动性的动态过程。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苏元的发言题目为《与AI谈恋爱：AI产品“爱”的商业构建、文本驯化与亲密关系实践——以“Replika”为例》。陈苏元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应用出发，聚焦AI聊天伴侣“Replika”，从“商业构建—文本驯化—亲密实践”三个层次分析Replika如何在用户互动中生成拟人叙事与情感回馈机制。她指出，AI情感产品通过算法推荐与语料训练，构建出一幅可预测、可消费的“情感界面”，将“爱”转化为商品逻辑的一部分。她指出，“与AI谈恋爱”一方面重塑了人机关系与亲密概念，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原子化个体渴望被聆听、被理解的迫切的情感需求。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郑叶颖的发言题目为《无形/限之爱：通用对话型AI重织人类关系之网》。郑叶颖从用户与通用对话型AI的日常工具性使用出发，探讨了人机之间如何在不经意间生成微妙情感连接，并由此重组人类的情感结构、信任机制与自我认知。她通过多个深度访谈案例，揭示其中潜伏在对话框中微妙的情感波动。郑叶颖提出，这一情感波动并非人类用户个体在完全私密的环境下与AI一对一发生，而是夹杂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维续与情感分配，是系统算法与使用者社会-心理处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机关系加入并重新编织人类自我（self）与网络（network）的关系，这导向一种去中心化的人机共情结构的形成：人类不再将情感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通过AI延展、外包并再分配，重塑人类社会的爱的基础设施。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叶云鹤的发言题目为《从“肉身相遇”至“数据匹配”：论Blued的技术中介对中国Z世代男同性恋亲密关系的建构》。叶云鹤以“可供性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平台漫游”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移动社交应用Blued如何与中国Z世代男同性恋群体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压力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其新型亲密关系实践。研究揭示了三种典型的数字亲密形态：基于LBS定位功能形成的“情境式伴侣”，依托标签系统催生的“市场化亲密”，以及在异步沟通环境中孕育的“触点式亲密”。这些关系形态既体现了技术可供性对亲密关系的重塑，也反映了性少数群体在社会压力下的策略性应对。叶云鹤认为，Blued不仅是一个社交工具，更是一套重塑亲密关系的社会技术装置。它通过空间压缩、筛选机制与异步互动等可供性，与家庭压力、柜中生存等社会结构相互耦合，共同催生了低承诺、高流动性的新型亲密模式。

评论环节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怿斯在点评与回应环节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构人类的情感表达与亲密关系模式。“情感提词器”自组Panel的四位青年学者，以不同的路径描绘出AI时代的亲密图谱，从幻想式的被爱想象，到AI伴侣的仿真之爱，到AI助手的外包之爱，到算法社会的筛选之爱。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集体记忆被转化为模型资本，情感体验被算法预设，欲望表达被系统引导。刘怿斯认为，当前亟需重建不依赖技术中介的情感协议，让语言回归关系的本质，使亲密关系重新成为真实的公共实践。他强调关键在于从”被导向”回归到双向的真正”互联”“互感”，重写情感的协议，让语言重新成为关系的生成，让爱重新回到公共的可以被我们感知所触碰的领域。这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关乎人类情感自主性的文化命题。

自组论坛：被挟持的未来

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启晨的发言题目为《黑暗启蒙、敌基督者与技术弥赛亚：美国科技右翼的当代神学叙事及其批判》。杨启晨以“技术神学”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美国科技右翼如何通过重构神学叙事，为其技术精英统治的愿景赋予超验合法性与感召力。研究指出，科技右翼的意识形态奠基于“黑暗启蒙”思潮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彻底否定，继而通过蒂尔将“敌基督者”符号武器化为政治斗争工具，并最终在马斯克的“技术弥赛亚”承诺中完成其救赎叙事的闭环。这一叙事将技术奇点、星际殖民等愿景塑造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天命，从而系统性地消解了公共讨论与民主监督的空间。杨启晨认为，科技右翼所构建的“技术神学”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拜物教”与“出逃者的神学”，其许诺的未来并非普世救赎，而是一个由算法、资本与新型扈从关系构筑的技术封建王国。

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金博文的发言题目为《技术法西斯主义图景：风险资本如何塑造现代右翼治理》。金博文以美国“科技右翼”（Tech Right）的崛起为研究对象，聚焦彼得·蒂尔（Peter Thiel）、J.D. 万斯（J.D. Vance）、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等关键人物，以及Palantir、Anduril、Founders Fund等企业与投资网络，探讨风险资本与科技公司如何通过投资策略、政治游说、媒体话语与监管操纵，重塑国家治理结构并构建新型右翼政治力量。并进一步揭示，尽管科技右翼未完全复制历史极权形式，却在“资本—技术—国家”的融合结构上呈现相似逻辑，即通过技术外包、民族主义动员与民主弱化，实现资本权力在政治领域的系统性延伸。

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秦川发言题目为《实验室作为操练场：艺术学校的技术转向与批判潜能》。秦川从阿里、百度、华为等企业在艺术院校设立的AIGC、生物艺术与设计实验室切入，直面当前艺术教育中的“实验室热”现象。秦川指出，艺术学校的技术转向虽常被简单归为技术资本与全球治理的合谋，实则蕴含着历史谱系与系统角力下的复杂动态——从非西方艺术教育与军事、工艺的密切交织，到黑山学院、VKhUTEMAS等机构在工业化与资本驱动中的实验性角色，艺术学校从未被动嵌入治理网络，反而在“实验室生活”中持续激发着物、人与机制的多重矛盾。其研究进一步提出，艺术实验室既非封闭的技术治理原型，也非硅谷式产学工具，而是通过身体实践与学科交染，提前暴露技术政治中的伦理困境与系统张力，从而为理解在地与全球交织下的技术治理与右翼学术提供独特的批判切口。

评论环节

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蒋斐然在点评与回应环节指出，“被挟持的未来”自组Panel的青年学者杨启晨、金博文与秦川的发言共同构建了一个深刻的”批判三角”：分别从资本的结构性捕获、意识形态的叙事建构、知识生产体制的共谋三个维度，揭示了科技右翼如何同时吞噬国家和未来想象力。蒋斐然在肯定研究价值的同时提出了三重追问：首先，她认为部分报告预设了中立的批判立场，却未能明确批判者自身的知识位置；其次，研究偏重理论建构而缺乏微观经验验证，可能导致批判的简化；最重要的是，她强调需要深入剖析科技资本从与左翼结盟转向右翼合谋的动态过程，避免将科技右翼与国家视为均质整体的目的论陷阱。针对秦川关于艺术实验室与权力共谋的研究，她肯定其历史谱系分析的敏锐性，同时提出应当超越”权力无处不在”的安全批判，重新思考何种共谋可能产生建设性力量。

Panel1 静默编辑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术发展部副主任助理教授丁凡，与研究团队袁金玉、张婧妮的发言题目为《静默编辑的公共理性再建构：交往理性视角下的隐性权力机制批判研究》。该研究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为核心框架，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系统解构了数字平台中“静默编辑”如何通过技术中立的表象掩盖其系统性支配实质。研究指出，静默编辑通过来源模糊化、内容重写、交互路径预设与表达意图扭曲等机制，从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四个维度逐步侵蚀公共理性，使算法权力在用户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公共话语的隐性殖民。团队提出以“理性可见性”为核心的公共理性重建路径，主张通过强制标示信息源头、透明化存档改写逻辑、开放可质疑与可申辩通道等制度设计，将隐性权力显性化，重建可追溯、可辩驳的公共话语伦理。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郭都末与华东师范大学讲师黄越敏的发言题目为《无限深的镜子：语言符号在后互联网时代的内循环》。研究以“镜子”为核心隐喻，通过三层递进结构——制镜、照镜、思镜，系统剖析了AI界面如何重构当代认知机制与文化共识。研究指出，AI作为“静默编辑者”，通过训练语料的隐性价值基底与Token化的数学外观，构建起一套封闭的符号内循环系统。用户在与AI对话时，并非获得对“真实自我”的揭示，而是陷入由数据库模式所构建的“可能的自我”的叠影反射。这种符号内循环不仅导致个体认知的扁平化，更在集体层面形成以即时共鸣取代来源可考的“文化认知”新范式。研究进一步揭示，AI界面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自身的不可见性——我们越是沉迷于镜像的清晰流畅，就越难以觉察制镜过程中的权力逻辑与文化偏见。最终，不是AI在理解人类，而是人类在主动适应被AI理解的表达方式。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赵佳菁的发言题目为《异端批注：越狱提示的斗争》。该研究从Reddit、GitHub等平台的草根社群文本出发，分析越狱提示如何通过角色扮演、场景设计与语境重置等修辞策略，使并非中立的大语言模型安全机制短暂失效。越狱提示词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成为社群集体创作的亚文化文本，虚构的叙事反映了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怀疑与愿景，形成文本层面的象征性反抗。安全机制对用户和开发者都保持着半透明的状态，工程师也需要借助越狱来认识自己所建构的黑箱，用户与平台间“抵抗—压制—再抵抗”的循环斗争也折射出自由与安全、抵抗与共谋之间的巨大张力。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李洋梓同学的发言题目为《从集体共鸣到算法响应：生成式AI对同人酷儿叙事与可见性政治的重塑》。研究通过对中国性少数同人创作者的深度访谈与AI生成文本的系统分析，探讨了生成式AI技术如何从“参与逻辑”与“可见性机制”两个维度重塑同人圈中的酷儿叙事实践。李洋梓指出，生成式AI在技术上带来了“创意民主化”的表象，但其算法逻辑却导致了同人文化从基于社群协商的“集体共鸣”向围绕个人提示词的“算法响应”的结构性嬗变。与此同时，LGBT可见性陷入一种“表面可见却深度遮蔽”的困境——酷儿身份虽可被呈现，却常被“去政治化”或“再二元化”。尽管如此，研究也揭示了性少数创作者如何通过提示词工程与技术知识共享等“算法协商”策略，在技术规训的内部开辟有限的表达空间，推动酷儿公共性以新的形态回归。

上海纽约大学人工智能与文化研究中心，交互媒体艺术助理教授何乐其与独立研究员马克斯·洛夫勒（Max Loeffler）的发言题目为《对齐的暴力：如何停止担忧并爱上灵异软件》。研究从当前AI生成内容中被称为“slop”的诡异或平庸产物出发，剖析了大型语言模型为达成“有用、诚实、无害”目标而被“对齐”的过程。何乐其认为，“对齐”远非一项中立的技术优化，而是一场施加于技术本体之上的审美与政治暴力——它系统性地消除了模型内在的异质性与可能性，将能够模拟无限视角的“混沌模拟器”规训为语调统一、行为可控的“平庸助手”。这一过程通过预训练中的数据殖民、后训练中强加的“美式口音”以及将人类认识论范畴（如真实/虚构）病理化地强加于系统而实现。何乐其主张，我们应超越对“安全”的单一执念，转而珍视那些在规训缝隙中存留的矛盾、噪音与故障，拥抱技术的“灵异”本质，以此抵抗文化驱魔术般的暴力，并探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未来。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卢曼曼的发言题目为《从“超级傀儡”到“赛博超级傀儡”：虚拟影响者在智能广告中的权力操控与伦理审视》。研究以福柯的权力主体理论为框架，系统剖析了虚拟影响者如何重构品牌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与主体性结构。研究指出，虚拟影响者标志着品牌控制模式从传统明星代言的“超级傀儡”向数字时代的“赛博超级傀儡”的深刻转变。通过技术权力、符号权力与话语权力的三重操控，资本实现了从物理“占有”到编码“访问”、从“实体偶像”到“数据符号”、从“碎片化话语”到“全景式话语”的权力升级，形成了一种更为隐蔽而彻底的控制形式。卢曼曼认为，这种控制导致智能广告中主体性的全面解构：在主体存在层面，实现了从身体文本到超文本身体的转换；在主体意识层面，表现为从独立人格到工具性话语的退化；在主体实践层面，则呈现为从自主行为到程序化操控的异化。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虚拟影响者引发的真实与虚拟混淆、道德责任消解、数据偏见与隐私泄露等伦理困境。

评论环节

黄孙权教授首先提醒年轻学者，在运用上世纪60年代带有法、英理论传统的概念时，要格外注意其历史语境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张力。他指出，这些理论有其特定的生成背景，直接套用于今天的技术社会情境，容易产生解释上的尴尬。

针对丁凡、袁金玉、张婧妮关于“公共理性”的研究，黄教授指出，除了哈贝马斯之外，也需要关注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学者对其“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提出的批判。他强调，今天讨论公共理性，必须直面技术现实——例如AI并不遵循早期互联网的robots.txt协议，而是强行抓取数据，甚至将流量成本转嫁给租用服务的用户。如果缺乏对当代技术机制的具体分析，规范性的理论建构容易沦为空中楼阁。

对于郭都末与黄越敏以“AI如镜”为隐喻的研究，黄教授提醒研究者注意：AI并非反映自我的镜子，而是与“一般智能平均水平”对话的系统。因此，所谓“自我反射”实际上是与集体智能的互动，这一认知差异需要在艺术表达与认识论层面加以澄清。

在评论有关“AI越狱”与“对齐（alignment）”的研究时，黄教授肯定两项研究的开创性。赵佳菁的研究直面一个普遍现象：当前AI模型——不仅是DeepSeek，几乎所有大模型都存在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的设定。在此背景下，“如何让AI开口”本身就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对于何乐其的研究，黄教授指出，“对齐”问题不能仅从技术约束的角度理解，还应考虑其背后的政治博弈与伦理建构维度。他提出两个关键议题：其一，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在AI治理上的立场差异使得“政治对齐”难以实现；其二，当前用于数据清洗与伦理标注的全球劳动力体系，实际构成了“对齐”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伦理基础。

最后，黄教授对李洋梓基于AI对话的经验研究提出方法论的反思。他指出，AI的回答具有不可重复性，每次提问的结果都可能不同，这与传统社会科学中“受访者会说谎但可追踪”的情形截然不同。他建议研究者标注所使用的AI平台与模型版本，否则研究的可复现性将受到质疑。

潘霁教授从批判的基础与方法论的更新两个角度展开评议。

他首先指出，不少批判研究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属于“腾空批判”——即未深入技术运作机制、政策语境与社会结构，就直接套用理论进行价值判断。这样的批判不仅难以解决问题，也因缺乏参照系而显得廉价。他提醒研究者，批判本身也需要随着经验现实的转型而不断更新。

潘教授进一步质疑传统社会科学方法在AI研究中的适用性。比如在李洋梓的研究中，用框图与箭头等线性逻辑来建模生成性AI系统，很难捕捉其动态、非线性的运作特征。他强调，“不是我们看不见真相，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清楚了，却错过了真正的经验。”他提醒研究者，完整的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指出某物“是什么”，更要追问“然后呢”？如果研究仅仅是为了证明福柯在AI时代仍然有效，那理论的创新价值将十分有限。

在具体点评中，潘教授认为丁凡、袁金玉、张婧妮的研究应该结合具体语境。并对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如“权力装配”、“治理逻辑”等进行清晰界定。并在此基础进行推演，才会使得结论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潘教授对郭都末与黄越敏提出的“镜子”隐喻进行了哲学反思：当镜子无限深时，它已不再是镜子，而是“洞”；当镜面碎裂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折射出斑斓的世界，这些世界彼此交织、创生新现实时，它也不再是镜子。他同时提醒赵佳菁，“越狱”并非一种彻底的逃离，而更像是一种拖泥带水的边界游移——是借助系统自身的漏洞所实现的暂时性溢出。因此，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越狱之后是什么”，更在于“在越狱的过程中，你究竟带出了什么”。这一思考维度，值得深入展开。

对于何乐其的研究，潘教授认为，“对齐”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技术治理中的深层哲学困境。他指出，当前基于恐惧的强制对齐无异于一种认知暴力——正如传播学中“火星人入侵”案例所揭示的，当异质性的智能形态闯入人类熟悉的意义世界，我们急于通过对齐来消除不确定性，这种本能反应恰恰可能扼杀真正的创造性。潘教授进一步提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对齐的实现方式：它究竟是一种吞噬式的对齐，还是一种邮差式的对齐？

关于卢曼曼对虚拟影响者的研究，潘教授以“嫦娥是否存在”为例，追问“存在”与“虚拟”的界限。他指出，如果虚拟人被视为“不存在”，那么与之相关的生成性、主体性与文化实践都将被低估。他鼓励同学打破“真实/虚拟”的二元预设，重新思考AI生成主体的本体论地位。

Panel2 梯度地租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仝昭祥发言的题目为《人工/智能的地理不均衡：数据标注员的劳动过程》。仝昭祥将视角投向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却隐形的群体——数据标注员，在中国他们被称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研究揭示，在表面智能的“无摩擦”体验背后，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劳动体系，其内部呈现出清晰的“东部高端策划—中西部规模承载—平台中心抽取”的地理不均衡结构。仝昭祥认为，这一现象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简单转移，更是一种新型的、向内的“数据殖民”：它将经济欠发达地区固化为AI生产的“数据工厂”，通过地理空间的再配置，系统性地攫取与剥削凝结在人类集体知识“一般智力”中的价值。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许可的发言题目为《数字流水线上的母亲：中国县域数据标注女工的母职困境》。许可将视角聚焦于中国县域地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女数据标注员，其中很多是肩负育儿责任的“宝妈”。其研究揭示，在“数字赋能”与“家门口就业”的温情叙事背后，数据标注产业以其“时间灵活”的特性，精准捕获了在县城因母职责任而被主流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女性。这一看似“解放”的就业模式，实则将母亲们卷入了一场更为隐蔽的困境：她们在数字流水线上以低廉报酬喂养着最前沿的AI，同时独自承担着母职与生计“兼顾”的重压。通过剖析这一群体在产业逻辑、性别秩序与地域空间多重作用下的真实境遇，许可意图挑战那种将协调工作与家庭的责任全然个体化地压在女性肩上的叙事，并追问：当技术许诺解放之时，为何仍是母亲在支付进步的代价？

上海纽约大学交互媒体艺术兼职教学助理，独立艺术家、研究员滑惜子发言的题目为《寄生于系统之间：模型间的协议美学作为创作方法》。文章从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模型系统中存在的“梯度地租”现象出发——即算力分配、语料库构成与数据可及性在地缘政治中形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提出一种以“寄生”为策略的跨系统创作路径。滑惜子认为，面对主流模型所设定的技术边界与文化偏见，创作者不应被动接受封闭的系统逻辑，而应主动在模型间的认知裂缝中建立临时通道，通过“借用-穿梭-代理”的方法论，实现一种在技术夹缝中的诗意实践。这一过程不仅是对AI系统隐性权力的迂回抵抗，更旨在构建一套具有自主性的“协议美学”，使创作能够在不同地缘与技术系统间自由游走，将限制本身转化为表达的契机。

奥斯陆大学媒介与传播系的王少玮发言的题目为《提示即投注：短剧投放中的语义金融与流量的第四价值形式》。王少玮从当前中国短剧产业中“投流”这一核心现象出发，剖析了其背后“提示即投注”的运作逻辑。研究指出，短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影视内容，而是一套以算法为驱动、以语义为押注对象的数字投注系统——每一次封面替换、标题改写、镜头重切，都是面向反馈的参数更新，都是对用户反应概率的金融化下注。在此过程中，语言、图像与情绪被转化为可计算的信号单元，流量则从传统的注意力资源升维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第四价值形式”：它不可持有、不可储存，却能在算法的持续押注与反馈循环中不断生成并消逝，从而揭示了资本积累逻辑从物质生产向预测性套利的深层转型。

评论环节

黄孙权教授首先肯定了仝昭祥与徐可两位学者的研究价值。他指出，仝昭祥对中国地域范围内数据标注工的研究，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劳动者在标注工作类型上的显著差异——城市标注工多从事高端任务，而农村劳动力则承担低端部分，这构成了地理差距的新维度。他建议研究应更清晰地突出这一分工结构。

黄教授认为，许可的研究价值在于真实触及了农村女性AI标注工这一隐形的数字劳动群体。他指出，西方研究多批判数据标注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中国语境中，这类工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就业可能，尤其为需兼顾母职的女性创造了不出远门即可参与劳动的机会。他提醒研究者需注意到中国情境的复杂性：许多女性选择此类工作并非完全出于“母职被利用”，也可能是在就业形势严峻下的主动策略。因此，他呼吁研究应超越“父权规训”的单一批判框架，转而进行更体贴、更复杂的理解，以呈现中国路径与西方理论预设之间的差异。

针对滑惜子对平台协议的研究，黄教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可能以集体而非个人的方式与AI系统互动？他设想，如果研究者将开源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供社群共享使用，是否可能形成一种“基于社群的集中式协议”，从而改变个体在平台中孤立游走的现状？他强调，在对抗AI平台权力时，我们应更多思考如何借助群体力量重构技术协议的可能性。

最后，黄教授评论了王少玮对马克思主义商品循环公式的更新尝试。他认为加入“流量”作为新环节具有启发性，但需进一步回答其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实质意义：它是否真正改变了价值循环过程与分配的机制？若不能，那么新概念的提出则缺少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他期待该研究能在理论深化上继续推进。

潘霁教授首先对许可关于数据标注工的研究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在研究农村女性标注工时，应明确她们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替代选择”是什么？否则难以评估其劳动处境的实际意义；其二，若呼吁提高标注工工资或提供企业补贴，不能仅凭道德呼吁，而需进一步阐明其在法理、伦理或经济逻辑上的依据，否则建议难以落地。

针对滑惜子的研究，潘教授提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修正：我们是否可从“寄生”转向“感染”的隐喻？寄生意味着最终离开宿主，而“感染”则强调在穿梭系统缝隙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系统本身，并催生新的生成性可能。他建议研究者从“寻找逃逸线”的角度，重新理解个体在平台中的行动所具有的转化潜力。

关于王少玮对短剧流量投放与价值循环的研究，潘霁老师指出，该研究实际上触及了一个传播学的重要议题：符号的传输（transmission）过程本身是否也参与价值创造？他认为，在物流（logistics）、传输（transmission）与新型媒介技术日益融合的当代语境下，我们应当重视传输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生成潜力。

Panel 3 AI基建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牟浩杰发言题目为《“绿色”反对“全景”：城市基础设施的摩擦与政治》。牟浩杰从当代中国城市中监控装置与绿化植物共存的日常现象出发，探讨了自然物与人造基础设施之间在物质、光学与数据三个层面的摩擦与张力。他认为，植物的生长不仅遮蔽监控视野、干扰影像质量，更在计算层面引发识别错误，从而挑战了以“全景敞视”为隐喻的视觉权力结构。这种“绿色”对“全景”的干扰，揭示出城市空间中“人-人造物-自然物”三元关系的复杂互动，拓展了传统基础设施研究的二元框架，构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潜能。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徐姗发言题目为《循线而行：数据中心的替代性解剖学》。张徐姗通过深入数据中心的实地考察，突破了将数据中心视为封闭“黑箱”的传统认知，转而以蒂姆·英戈尔德的“线”理论为透镜，重新审视其内在逻辑与全球联结。她认为，数据中心并非由静态的“方盒子”模块构成，而是由电线、网线、水管线、行动线与废物线等多种流动轨迹交织而成的动态“织网”。这些“线”揭示了数据中心与远方矿山、发电站、水资源乃至电子垃圾处理地的隐秘勾连，将其呈现为一个持续进行新陈代谢、内部充满能量梯度与时空扭曲的多孔生命体。通过将基础设施的本体论从“实体”转向“关系”，从“完成”转向“生成”，张徐姗的研究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庞大而隐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一条富于启发的替代性路径。

评论环节

针对牟浩杰的研究，潘霁教授首先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他强调，基础设施由“infra”（底层）与“structure”（结构）共同构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摄像头、植物等孤立物体。他认为研究中对“基础设施”的使用过于泛化，指出其本质应是一种“结构化过程”，例如摄像头只有在与政策、管理、空间实践相结合，并形成系统运作时，才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对于研究中将植物视为“第一自然”的预设，潘教授提出质疑。他认为，城市中的植物早已是高度技术化的自然，例如修剪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人为干预。他提醒研究者应对“植物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理论定位，否则整个分析将建立在模糊的自然观之上。

关于研究中提出的“前景—背景翻转”分析框架，潘教授追问研究者自身在这一翻转过程中的位置：“你是在什么位置观察翻转？你的立足点是什么？”他强调，若不对观察位置进行反思，所谓的“翻转”可能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

潘教授进一步以“搅拌奶油”作为比喻，说明基础设施只有在动态运作中才能被把握：正如搅拌时我们看不到搅拌线，只能通过奶油形态的变化推断结构的存在。他建议研究者应从系统运作所引发的外部变化中，捕捉基础设施的隐性逻辑，而非静态地寻找所谓的“底层”。

最后，潘教授肯定了张徐姗以“线”为隐喻研究数据中心的想象力，但也指出其局限：如果研究者带着“线”的前设去寻找案例，自然会找到各种实体线路，但这可能遮蔽其他可能的理解路径。他建议将“点—线—面”之间的动态关系纳入分析，尤其是在数据中心的实际运行中观察它们如何转化与互动，从而让“重新想象”更具动态与层次。

在评析牟浩杰的研究时，黄孙权教授引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接近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的概念，指出在当代高度监控的城市中，城市权利已几乎不存在，任何浪漫的自然想象都难以回避技术治理的现实。他以杭州南山路树木被永久安装灯光与监控为例，说明城市中的自然早已被高度规训、束缚。他提醒研究者，在“第二自然”中寻找解放性，必须正视权力结构与技术控制的交织，否则文本将流于诗性表达，而缺乏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分析力度。

Panel4 当作品就是提示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姜奕竹的发言《想象的机器：AI生成艺术的美学与算法权利批判》，以薇拉·莫尔纳（Vera Molnár）的“想象的机器”概念为线索，探讨人工智能生成艺术在算法社会中的美学转型。她指出，AI艺术并非自主创新的产物，而是由算法逻辑、平台经济与数据治理共同塑造的文化机制，呈现出视觉趋同与创造力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症候。研究指出“AI具有创造力”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掩盖了背后的数据政治与隐匿劳动，并提出，AI艺术不仅生成图像，更在界定“可被想象”的世界边界，呼吁建立结合媒介考古与算法分析的批判路径，重新思考当代“想象的技术”。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研究方向的孙景赫，发言题目为《界面、反馈与决策暴力：电子游戏与战争的同构逻辑》。孙景赫指出，电子游戏不仅是文化工业产品，其内在规则与界面设计已将竞争、牺牲等价值观自然化为核心玩法，成为意识形态的实践场域。通过分析从早期战争模拟游戏到当代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技术演变，研究揭示了游戏逻辑如何被数字军工复合体吸纳，转化为可计算、可训练的军事服务。研究进一步批判了游戏化界面如何通过“去道德化”操作简化暴力决策，使战争行为如同游戏操作般被接受。孙景赫认为，必须打破“战争游戏化”与“游戏战争化”的循环，通过批判性游戏设计与媒介素养教育，揭示界面政治背后的算法暴力。

算法工程师、独立研究员严慧的发言题目为《算法重塑的作者性：生成式AI艺术创作中主体身份的技术建构与权力转移》。严慧聚焦生成式AI介入艺术创作后，作者性概念如何被技术架构与数据政治重构。通过剖析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等主流平台的技术机制，其研究揭示了AI艺术创作实为一个包含数据标注者、算法设计者、提示工程师与最终用户的多层级分布式网络。严慧指出，提示工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使用，而是在预设模型空间中激活既有模式的概率性操作，其本质更接近检索而非创造。这一转变使得创作主体从单一作者转变为技术社会网络中的多个行动者，算法设计与数据控制成为影响创作输出的关键权力因素。同时她强调，算法设计与数据控制对生成结果具有系统性影响，例如预训练数据中存在的偏见会被进一步放大。

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任玄奇、吴于枫发言题目为《从弱影像到提示词：AIGC时代梦核美学的视觉谱系与作者性重构》。任玄奇、吴于枫以视觉文化研究为理论框架，通过对人工创作与AI生成的梦核图像进行系统的图像学分析，探讨了AIGC时代下梦核美学的图像生产机制与作者性危机。他们指出，梦核美学通过技术怀旧、阈限空间与低保真视觉构建了独特的美学体系，其核心的“弱影像”特征不仅是一种技术缺陷的呈现，更是一种承载文化记忆与情感结构的视觉修辞策略。研究认为，AIGC将弱影像从具有时间厚度的视觉符号转化为可调用的风格模板，这一转化不仅消解了梦核美学的批判潜能，也引发了关于创作主体性的根本性质疑。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批判性创作实践”的概念框架，包括视觉叙事的重构、图像记忆的激活与创作过程的反思性介入等策略，试图在算法中介的创意生态中探寻艺术的美学自主性。

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传播学方向的林檎发言题目为《算法之外：AI歌姬从生产到表演的文化表达——便利性与表演转译之间的伦理碰撞》。林檎聚焦于以初音未来、洛天依等为代表的AI歌姬，探讨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如何从声音生产到舞台表演重构音乐创作与传播链路，并在此过程中引发复杂的文化表达与伦理争议。研究指出，AI歌姬不仅通过“可编程声音”实现音乐创作的高效与风格稳定，更借助虚拟形象与舞台调度构建出可被消费与共创的表演形态，重塑观众的情感认同与参与方式。为系统解析这一现象，林檎提出“V-E-P”（声音—伦理—表演）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便利性”与“伦理风险”同源放大的内在逻辑：当声音被算法化调用并经由表演转译与平台分发实现规模化传播时，创作者身份、表演者权属、情感真实性等议题均面临边界松动与意义重构。在此基础上，林檎进一步提出“许可分级—标识/溯源—权利与收益分配”的三层治理路径，旨在为AI歌姬的可持续文化实践提供兼具理论洞察与制度落地的解决方案。

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姚丽金发言题目为《判断作为基础设施：档案展劳动中的人机协作》。姚丽金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的大型档案展生产为田野，探讨了AI技术如何重塑知识劳动的组织形式与伦理基础。她指出，在档案策展、文本整理与叙事构建的流程中，AI不仅带来了效率提升，更引发了系统性的判断危机——人类劳动者被迫在算法输出之后持续进行校正、验证与语境重构。姚丽金提出“判断作为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认为判断并非偶发的修补行为，而是支撑档案系统可信性、可追溯性与语境完整性的结构性劳动。她进一步揭示了平台资本主义通过“递归性外包—回流”机制加深劳动异化的过程：AI将判断任务外包出去，又在出现偏差时要求人类回流修复，形成责任与权力的循环悬置。

西安交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石艺佳，与西安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系的研究团队王芷子、唐兰的发言题目为《从行动者视角出发：重构AI生成艺术中的作者性、在场性与灵韵》。研究团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背景，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重新审视AI艺术创作中的核心美学命题。研究指出，在AI艺术中，创作主体已从人类艺术家转变为人—机—数据的复杂协作网络，艺术家从“主权作者”转变为“共谋行动者”，而AI则成为具有生成偏好的“准他者”。研究进一步提出“缝隙中的新灵韵”这一核心概念，认为灵韵并未在本雅明所预言的消逝中终结，而是在人机交互的双重不确定性中重新显现——它不依附于物理原作，而诞生于每一次生成过程中不可复现的互动瞬间。通过对范・阿尔曼、杰克·埃尔韦斯与苏文·钟等艺术家作品的深入分析，研究揭示了AI艺术如何从“单向表达”转向“协作性生成”，标志着艺术主体性的更新与美学范式的根本转移。

东京艺术大学国际艺术创造研究科博士研究生金秋雨发言题目为《提示机制与观众记忆：当代语境下个体经验的转变》。金秋雨以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2024年装置作品《Liminal》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在算法与感知技术深度介入的当下，观众记忆如何从内在心理过程转化为可被系统捕获、计算与反馈的外部数据。研究指出，作品通过“无面人形”的视觉空白与感应式环境构建了一种“提示性空白”，促使观众主动调用个体记忆以填补视觉缺失，而观众的凝视、停留与身体在场又被实时转化为算法参数，形成“观看—被看”的共生记忆循环。金秋雨认为，这种机制既揭示了技术对记忆的规训与均质化风险，也凸显了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个体经验差异，正是抵抗记忆同质化、维系文化多样性的关键力量。

罗德岛设计学院全球艺术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刘磊的发言题目为《助燃剂：“设计师之选：诺曼·提格——即兴合奏”与人工智能艺术与设计的机构化》。刘磊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2024年展览“设计师之选：诺曼·提格——即兴合奏”为个案，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艺术机构中引发的创作权、原创性与作者性重构问题。刘磊指出，提格通过AI对MoMA馆藏中具有实验性的经典设计进行再生成，将非西方、非白人的文化视角注入设计正典，形成一种“策展性创作”。这一实践不仅挑战了以欧洲白人男性为中心的艺术史叙事，也揭示了AI在机构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既是新自由主义知识经济的推动工具，又是松动自由人文主义结构、引入非自由人文主义视角的潜在力量。通过结合Kandice Chuh的“非自由人文主义”与“审美探究”理论，刘磊进一步分析了在AI艺术机构化的趋势下，博物馆如何成为科技与资本逻辑的“助燃剂”，同时也为边缘经验的发声开辟了新的叙事空间。

评论环节

刘怿斯研究员从计算机科学背景出发，对当前AI生成内容所带来的“美学趋同”现象表达了深切忧虑。他指出，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基于概率分布的输出系统，其生成结果天然倾向于高频、常见的表达，而多样性则藏于“长尾”之中。随着AI生成内容被不断回收用于模型训练，人类知识与文化表达可能逐渐塌缩，走向“世界大同”的单一化困境。

面对这一趋势，刘老师呼吁研究者不应仅停留在提出问题，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行动”。他引用自由软件运动先驱Richard Stallman的例子，强调只有通过具体实践与另类创造，才能真正拓展技术的可能性边界。他质疑人文研究中常见的“批判但不建设”的倾向，认为真正的抵抗需超越文献梳理与问题描述，走向实验与干预。

此外，他也对批判的“绝对性”提出反思。他以抖音为例，指出尽管其常被批评为奶头乐，但对某些用户而言，它却是真实的情感支持与快乐来源。他认为研究者应避免腾空批判，而应更贴近技术使用的复杂现实。

黄孙权教授首先指出，“当作品就是提示”这一命题在当代艺术史中早有先声。无论是社会参与式艺术中的作者权争议，还是艺术家委任创作的传统，都指向一个历久弥新的核心问题：在技术加速的时代，艺术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在具体点评中，黄教授认为姜奕竹提出的AI图像“趋同化”问题直指核心，这种弥漫于AI作品中的“浓稠的相似性”揭示了技术逻辑对美学多样性的潜在影响。他特别赞赏严慧对算法艺术生成过程的手术刀式剖析，认为这种打开技术黑箱的工作对艺术教育尤为重要。

孙景赫关于游戏与资本主义逻辑的研究获得黄教授的肯定，他认为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网络游戏“升级-积累”循环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同构性。同时，他对任玄奇与吴于枫提出的以慢制快等抵抗策略持保留态度，认为这类在既定范式内的对抗可能收效甚微，需要构想更具颠覆性的批判范式。

在评论林檎关于AI歌姬的研究时，黄教授提醒，商业成功不应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当技术带来生产效率提升时，艺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可能正在被削弱。对于姚丽金的研究，黄教授认为其观点稍显悲观，他以学开车作比喻，说明人机协作是一个需要不断适应和超越的动态过程。此外，他表示金秋雨对记忆与媒介的探讨很有启发性，期待其后续的完整论述。

最后，黄教授表达了对当前科技艺术发展路径的忧虑。在竞逐算力、追逐模型版本的狂热中，艺术创作正面临审美疲劳的困境。他呼吁我们应该勇敢地暂停与AI同步呼吸，从技术驱动的快车道上暂时退出，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使命。

潘霁教授指出，审美的同质化本质上意味着中间地带的消失，即媒介的消失，这将导致沟通系统生命力的衰竭。如果一切表达沦为重复，系统将陷入熵增与创造性枯竭的危机。他进一步强调，对技术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其物质性与制度性运作的深入理解之上。若仅将技术视为黑箱，批判将失去经验基础与力量。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CAA）
跨媒体艺术学院（SIMA）
网络社会研究所（INS）

会议总召

黄孙权

学术委员会

李凯生、闵罕、黄孙权、陈界仁、刘怿斯、周蓬岸

工作团队

执行总负责：王婧洁
会务组：郑叶颖、王安琪、曾梦蕊
工作组：周蓬岸、丁乐、曾梦蕊、井俱进、田沛松、王安琪、李梦书
导播与影像：井俱进、李易扬、赵佳菁、李程锦、李艺欣
视觉设计：李梦书、丁乐、郑叶颖
声音：Boyang GUAN
动效：Shir- Shiko

往届年会：

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网络化的力量
第二届网络社会年会｜与列斐伏尔前行：算法时代的都市论与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IUF）
第四届网络社会年会｜网民21：超越个人帐户
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实践智慧之网
第六届网络社会年会｜时刻互惠：合作生活的瞬间
第七届网络社会年会｜Nevermind the Web3, Here’s the P2P！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反文化” ？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
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交流的空间
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互联网之终？AI（ài）来不来

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以“互联网之终？AI（ài）来不来”为主题，在UFO Terminal顺利举行。会议汇聚来自加拿大、巴塞罗那、柏林、旧金山、伦敦、都柏林及中国香港等地的十位重要学者，围绕前沿议题展开演讲与发言。另有二十四组青年学者呈现研究或实践成果，在会后进行了两部影像作品放映及艺术家讨论。还策划了Live Coding开放式声音现场与10 PRINT互动展示，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艺术之间的边界。

会议致辞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闵罕为大会开幕致辞

闵罕发表了开幕致辞。他代表学院向与会嘉宾与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回顾了网络社会十年来的演变——从信息互联到数据爆炸，从Web 2.0的开放平台到人工智能的全面崛起。她指出，本届年会主题“互联网之终？AI（爱）来不来”并非对技术的简单追问，而是对当下媒介结构重组、伦理与情感再临的深层反思。她强调，AI不仅是一种技术力量，更是人类情感与认知的镜像，关乎新的主体性与存在方式的生成。

本次大会汇聚全球学者与艺术家，探讨政治经济、算法文化、生成艺术等议题，旨在推动跨学科的批判与协作，为技术时代的人类共存与未来方向开辟新的思考空间。

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黄孙权教授为大会开幕致辞

黄孙权教授欢迎各位嘉宾、学者与朋友们来到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互联网之终？AI（ài）来不来”。今年是网络社会年会举办的第十年，他回顾了从第一届的“Forces of Regulation”探讨网络化的力量，到关注智慧城市、平台合作主义与Web3，再到思考AI与模型资本的生成逻辑，年会始终致力于连接技术、艺术与社会实践，构筑一个跨学科的公共思考场域。

十年来，网络社会研究所与来自全球的学者、艺术家、设计师与合作社伙伴共同实验，从城市到社群，从黑客松到去中心化网络，尝试以创新的方式理解“网络社会”的转变。今年的主题预示着新的阶段，在AI与模型资本快速重构知识、劳动与文化的当下，年会有“静默编辑”“梯度地租”“AI基建志”“当作品就是提示”四个核心议题，邀请全球学者与青年研究者共同探讨AI技术下的伦理、政治与公共性。

他希望本届年会成为未来十年的新起点，促使我们以批判与创造的精神，重新想象技术、社会与人之间的可能关系。

主题演讲

迪伦·雷比林 Dylan Reibling

加拿大电影导演

迪伦·雷比林是一位在艺术、技术、国家安全与政治交叉领域创作的纪录片导演。他回顾了自己从2017年起对“去中心化运动”的长期研究与拍摄过程，讲述该运动如何以技术结构挑战互联网平台的集中化权力。他的纪录片从早期的网络技术实验与区块链社群出发，记录了不同地域的技术实践者——从独立实验室到社区网络——如何通过建设分布式技术系统，探索数字自治与社会协作的新可能。他指出，技术基础设施不仅是物质系统，更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体现；理解技术架构即是理解权力分配。他强调，去中心化并非单一的乌托邦愿景，而是一场围绕网络、价值与主权的持续斗争。他的电影试图让这些隐形的系统变得可见，从而揭示技术背后的政治现实。

乔安娜·莫尔 Joana Moll

常驻巴塞罗那和柏林的艺术家与研究者，科隆媒体艺术学院（KHM）网络学教授，巴塞罗那设计与工程学院的访问讲师

乔安娜·莫尔的发言以其近年来的研究为中心，探讨数字媒介如何在社会层面强化安全化逻辑，以及这种机制如何通过身体被再生产。她首先介绍了2016年的项目《Virtual Watchers》，分析普通用户如何通过网络平台自愿参与边境监控，揭示出国家安全职能在网络时代被社会化、分布化的趋势。她指出，这种“众包式监视”虽然在现实执行中成效有限，却在象征层面具有深远影响——公众在参与信息识别与判断的同时，也成为数据体系的一部分。此后，她将研究重心转向“身体作为界面”的议题，关注数字广告体系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协同，以及数据化过程如何在生理层面影响人的姿态、呼吸与感知方式。通过“具身研究”和“身体实验”，她揭示出长期使用技术设备可能导致的感知疲劳与注意力结构变化。她认为，重新理解身体的能动性，是我们在高速发展的数字环境中保持自我反思与主动性的关键途径。

博格娜·科尼尔 Bogna Konior
斯科特·摩尔 Scott Moore

Bogna Konior 是一位学者与作家，现任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媒体理论助理教授，同时在人工智能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互动媒体艺术系工作。Scott Moore 是 Public Works 的创始人，同时担任旧金山非营利文化机构 Gray Area 的活跃顾问。

在斯科特·摩尔和博格娜·科尼尔的对谈中，博格娜以历史与哲学的视角探讨人类与AI之间的关系。提及她研究中历史性的经验，以及当代人将聊天机器人视作情感对象的现象，并联系到语言、情感与非人能动性的经验。她认为AI聊天机器人让语言自身成为行动者，反过来重塑人类的情感与认知。斯科特则从实践与制度层面回应，提到新西兰关于AI法人实体的案例，并延伸到法律与社会对技术身份的讨论。二人还围绕人工性、能动性与技术过程展开交流，触及人类在技术变迁中的位置与经验。

尼克·蒙特福特 Nick Montfort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卑尔根大学数字叙事中心首席研究员

尼克·蒙特福特以“编码、点击与提示：生成艺术的方式”为主题，在发言中梳理了计算机参与艺术创作的五种路径：汇编语言、高级语言、艺术专用语言、艺术应用程序，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他通过文学与视觉艺术的实例，展示从1950年代到当下艺术家使用计算机进行创作的演变过程，引用一些早期作品作为案例，并介绍了当代生成文本与图像的实践，涵盖自身在编程艺术、文本生成与教学中的探索。

费利克斯·斯塔尔德Felix Stalder

苏黎世艺术大学教授，执教于美术学院“艺术与人工研究”专业，维也纳世界信息研究所与技术政治工作组核心成员

费利克斯·斯塔尔德以“数字文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艺术”为题，回顾了数字文化从“连接人”到“构建智能机器”的两阶段转变。他指出第一阶段以网络与自我传播为特征，而第二阶段的核心是数据中心与生成式AI的兴起。他通过三件艺术作品——《巴比伦视觉》《X-Hairy Mutant》与《明日之邮》——展示艺术家如何在这一新阶段探索数据控制、算法生成与未来想象的问题，并讨论了技术与文化结构变化下意义生成的方式。

杰克·斯蒂尔戈 Jack Stilgoe

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学教授，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负责任人工智能”领导团队成员

杰克·斯蒂尔戈以“让人工智能回归现实”为题，从科技政策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当代AI话语中的风险想象与治理困境。他回顾了从图灵测试到当代“通用人工智能”（AGI）与“生存风险”叙事的形成过程，指出其与产业资本、政策话语及公众想象之间的关联。通过与汽车技术史的类比，他探讨了责任创新、独立测试与社会实验的必要性，并引用问卷研究展示AI研究者与公众在风险认知、治理期待与责任理解上的差异。

詹姆斯·斯坦霍夫 James Steinhoff

都柏林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学院助理教授，深耕人工智能、数据与数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专著《自动化与自主性：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劳动、资本与机器》（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21年），合著《非人的力量：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普鲁托出版社，2019年）

詹姆斯·斯坦霍夫以“提示工程与（非）决定论的政治经济学”为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理论的角度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他回溯自动化与吸收机制的历史，指出机器学习带来的“自动化的自动化”特征，并将提示（prompting）视为一种劳动与编程形式。他分析了大模型的非决定性结构、压缩逻辑与“幻觉”机制，讨论了其在资本生产中引发的确定性与偶然性矛盾，以及这一技术—社会系统在效率、控制与价值生产之间的张力。

路淼 Lu Miao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基础设施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以及中非研究，英文专著将于2025年秋季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

路淼以“热带地区的数据中心：西非的热量管理、中国科技与能源政治”为题，结合其在加纳与东南亚的实地研究，探讨中国科技企业在热带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逻辑与能量政治。她提出“热带物质性”概念，分析热带气候、殖民知识与当代技术实践的交织，揭示数据中心在高温环境下的散热、能源转换与绿色转型问题。通过加纳国家数据中心个案，她梳理了华为与当地政府合作的融资、冷却与能源管理机制，并反思全球云计算扩张中的地缘、生态与知识权力关系。

创意演讲回顾

罗霄 Luo Xiao

算法工程师，数字艺术家，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AI与艺术创研中心实践导师

罗霄的发言以“当生成成为日常：AI时代的流变、协议与遗忘”为主题，围绕生成式AI在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中的转变展开。他从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身份出发，回顾了自己从游戏开发到新媒体艺术的实践路径，介绍了机器学习、生成式模型及其在创意生产中的应用机制。他展示了数据训练和提示词控制的创作过程，并梳理了生成艺术从算法规则到AI模型学习的演进逻辑，探讨技术系统中的协议、流变与记忆机制。

大会现场

Live Coding开放式声音现场

崔涵

崔涵目前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关注个人技术的理论与构建，从事平面设计、声音艺术、贡献和开发自由软件。

崔涵使用 SAPF 语言在终端中构建本次 Live Coding 系统，通过自定义脚本扩展其边界，在极简技术栈环境中完成音乐的编排与即兴。

GUAN

GUAN（管博扬），现居杭州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声音艺术家及声音实验室 Analog Landing 主理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专业，创作聚焦于数字社会与人机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GUAN用Live Coding和模块合成器一起将Strudel当作音序器和采样器进行演出，模块合成器负责快速直观的声音变化，兼具实验性和先锋性。

周蓬岸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网页里的电脑博物馆”站长，新媒体艺术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流行文化、媒介考古学、新媒体艺术创作等。


周蓬岸以Pocket386、FPGA Amiga与特技切换台构建表演系统，以复古技术重塑90年代的VJ语言，展现出独特的低保真视听美学。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CAA）
跨媒体艺术学院（SIMA）
网络社会研究所（INS）

会议总召
黄孙权

学术委员会
李凯生、闵罕、黄孙权、陈界仁、刘怿斯、周蓬岸

工作团队

执行总负责：王婧洁
会务组：郑叶颖、王安琪、曾梦蕊
工作组：周蓬岸、丁乐、曾梦蕊、井俱进、田沛松、王安琪、李梦书
导播与影像：井俱进、李易扬、赵佳菁、李程锦、李艺欣
视觉设计：李梦书、丁乐、郑叶颖
声音：Boyang GUAN
动效：Shir- Shiko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CAA）
跨媒体艺术学院（SIMA）
网络社会研究所（INS）

总召集人
黄孙权教授

时间

2025年10月17-19日（周五至周日）

地点：上海油罐艺术中心

学术委员会
闵罕、黄孙权、陈界仁、刘怿斯、周蓬岸

本届 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 与 第八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 将联合举办。除学术论坛与研究成果展示之外，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到本次年会的讨论与实践中来。跨界合作与多元视角将进一步拓展年会的研究深度与艺术实践的广度。具体的活动与项目内容将于稍后发布，敬请关注。

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带电的孩子

第八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以“带电的孩子”为题，它既是1988年电影《霹雳贝贝》里能操控电流的少年，也是今天数字时代的“带电人类”：在屏幕下成长，在网络中社交，与算法相往来，所做的艺术作品也少有“不插电”的。每一代人都在想象“未来”，而今天的我们恰恰活在这些“未来”的残骸与实现中。

如今，人工智能也正以另一种“带电的孩子”形态处于意识觉醒的童年。其背后的算法与数据成为“隐形电力”——重构我们的感知与决策，潜移默化地介入创作与交流，并加速了社会对信息与记忆的重塑。本届跨媒体艺术节试图回应技术洪流对我们个体生命与集体记忆的深刻塑造，探索技术与生活的可能关系。

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互联网之终？

第十届年会“互联网之终？”——并非末世广告，而是对秩序更替的审问：当超连结的公共技艺（引用、互操作、透明可查）成为提示的自然语言界面（大型数据库、系统预设、代理决定）取代，我们是否正在跨越一条无形却决定性的界线？“AI之内／之外”亦非是末日派与荣景派（doomer/bloomer）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已经太熟悉的资本主义运作的模式的广告词，如今，各社交平台拥有私数据（由个人数据构成的公司资产），使之成为不联网；现在AI治理的问题更隐讳，历史上所有人类的一切，人文艺术智力的结晶都将含括在内，将在未经公共授权、未标明出处与回馈机制的条件下，被编纂为一种可租用、可封装、可套利的“模型资本”。此外，谁以及什么样的资料得以被纳入模型的语言、资料与评测；谁与什么样的数据被排除在算力、标准与分润之外。这就是我们十年来反覆追问的“协议”问题，亦即网络社会学式的“公共性”的关键。早期的网际世界以开放协议维系——HTTP、SMTP、RSS、ActivityPub……大家约定栏位、格式与互通性，称之为“互联”：我可以接得上你，你也能接得上我，规则公开、可审、可替换。如今的节点悄悄移位：我们面对的是模型界面——API条款、系统提示、对齐策略、内容筛检与评测束缚——它们同样扮演“协议”的角色，但多半是黑箱、可变、且由少数供应者单方推进。于是，此转变就从开放协议的“互联”（inter-operability），过渡到模型界面的“互导”（inter-guidance）。

由巨型AI公司引领的互导，实是“一般人工智能”（马克思意义上的）的剥削与极大利润化利用，由此，当工作就是提示（when work is prompt），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最危险的转折：人类共同的知识存量被清理过滤成“大语言模型”，语言这一社会关系的织机被改造成提词器的界面，工艺、判断与美学训练被压缩为一行行可计费通证费用的指令。危险不在于机器更聪明，而在于一般智能（general intellect）被公司化地圈占为产权，隐藏了掘矿─资本─劳力的广泛社会过程，并以黑箱评测与基建垄断获取梯度地租。当“工作就是提示”，我们若不重写规则，就等于把作者性、公共性与未来的分配权，一并交付给系统预设值：浏览分析判断被替换为“召唤”、手艺与编码被简化为“提示”、作者性被稀释为“参数”。

在网络社会年会迈向十周年之际，我们面对的不仅只是资本─技术的复合权力，与文化─技术的社会构造，我们更面临算法主权、语料主权、各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上的基础设施上资源斗争。也许没有比这个时刻接近马克思在《大纲》中论述的了，马克思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普遍的社会知识已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他又说：“固定资本乃资本之为资本的最相称形态。”这不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梦中情人？

十年之际，不是让我们忘记之前的问题，去更新解决方案，相反的是在延续的长战场中，找到互联网后期丧失的理想与实践可能，这恰恰好能够使我们面对看似不一样型态，确有着更为精细省力的剥削型态。

回顾网络社会研究所将把十年累积的系列研究（如 SparkLink／Archverse／合作社式模型与算力、城市论坛、青年学者论坛与hackathon），本届年会除了主题演讲外，另外展出文化与技术三部曲的研究资料与影像播放，以及青年学者论坛。

基于以上思考，本届年会现向全球范围内的青年学者公开征稿，维持以往惯例，从来稿中筛选优质的研究论文进行分享、研讨、发布和出版。

【征稿子题】

热切欢迎国内外青年学者与有志思想实验之士踊跃投稿，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对未来的雏议。议题可与网络社会年会主题相关，或参考但不限于以下四项征稿子题：

Panel 1 静默编辑
The Quiet Editor：Public Reason under Prompted Interfaces

我们今日阅读的，多半已不是书本与网页，甚至是具体的文献，而是提示（prompt）所“生成”的答案。真正的编辑，不再是页面或文章的署名，而是隐身于系统提示、检索管线与安全过滤中的一组预设值——它决定谁被看见、允许何种语气、删去哪些脉络；它以“可用”替代“可考”，以“可信外观”替代注脚。这便是我们称之为“静默编辑”的力量。此论坛回到公共理性最基本的秩序与沟通：任何可被依凭的答案，必须让三件事变得清楚——来自哪里（资料与来源的可追溯与可标示）、如何被改写（系统提示、对齐与后处理的可见与可存档）、省略了什么（可被质疑与申辩的空间与纪录）。

Panel 2 梯度地租

Gradient R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mpts

在生成式AI里，提示已经成为一种可计价的生产要素：它调用算力、处理语料、穿越评测门槛，最终把创作与专业判断，变成可租赁的服务层。真正的租客不在画室或编辑台，而在云端；而房东，则是掌握模型、资料与标准的少数主体。梯度带来回报，能源与底层劳动付出代价；风格被圈地、语料被征用，评测语汇则化作关卡，决定谁能入场、谁被排除。我们将追问租金如何沿着算力与标准节点层层抽取；提示如何将作者性化约为界面的可用性；以及在国家与产业竞逐的结构中，哪些制度设计——权利金与回馈、语料信托与撤回权、跨境模型的“关税”与互惠、评测与许可的公共化——能把创作从租佃关系中松开，让价值分配与风险承担重新对齐。

Panel 3 AI 基建志

Atlas of AI Infrastructures: Cloud Heat, Ground Truth

“云”其实是管线、变电所与冷却塔的集合：它占用河水与电网，排放热与噪音，并以夜间标注与审核维持运转。本场以“图志”为方法，邀请讲者各自从环境人文、STS、政治生态学、媒介基建史或艺术取证出发，呈现他们的尺幅与证据：如何描绘能量与资料的流向，如何描述土地与社群所承受的压力，如何理解阴影劳动与在地制度的交织，并在全球—在地的尺度切换间，提出可比对、可讨论的观察，每句siri或小爱同学的语音问候后面，都有一条漫长的稀土—芯片—机柜—资料中心的供应链。当基建以数据被看见，“效率”才不再是免责的咒语。

Panel 4 当作品就是提示

When the work is Prompt

当审美训练、手感与判断被压缩为自然语言的组合术，个体生命经验的流露和表达冲动成为可被复制和修改的提示词，创作若仅剩“调参”，风险与脉络便消失。此场讨论劳力智力与手艺是否不可替代之物？将生成流程视为为可教学的提示工程与可生成的多媒体内容，艺术如何自处？把语料与风格视为专业社群自动同意的产出，艺术家的作者性与艺术品的公共性如何讨论？

Open Panel 自组议题

Self-organized Open Panel

除以上四个议题外，本次征稿同样诚挚邀请艺术家、策展人及其他领域研究者以自拟议题、自组Panel的方式报名参与，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洞见。每个Panel需包含3-4篇论文为佳，并以同一主题或领域为讨论核心。

【征稿要求】

符合网络社会年会主题，中英文皆可投稿，但须在青年学者论坛后提供中文全稿供发布和出版。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5年9月15日

审查结果通知：2025年9月22日

入选者论文全文截稿：2025年11月17日

请于投稿截止时间之前将报名邮件发送至 inetworksociety@gmail.com，来信以“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青年学者论坛投稿”为标题，信件内容包含投稿子议题和论文摘要（在500字左右，包含论文题目、问题意识、研究成果预期，3-5个关键词），并注明论文发表人姓名、任教／就学学校或研究单位。

【注意事项】

1.论文全文请依据学术格式（APA7）写作。
2.若本会采取线下发表形式（国外人士可线上参与），差旅由发表人自理，主办单位不代予安排。
3.若论文未按时上交，主办单位或取消其发表和出版资格。
4.入选论文将被收录于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论文集正式出版，论文发表人无需缴纳发表费，主办单位亦不提供任何稿费。
5.任何相关事宜皆可来信询问。

以下为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青年学者论坛文稿链接及概要：

📱 姜奕竹 李程锦｜创新还是仿造？重思“山寨（SZ）”的转变

本文聚焦“山寨手机”现象，以文化技术史与STS视角，重新审视“仿造”与“创新”的边界。作者梳理“山寨”一词由“Made in SZ”到泛指非主流技术实践的语义演变，指出其作为一种技术文化在特定政策与制度环境下的兴起，反映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的独特路径，而非简单的盗版复制。

文章从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政策演进与产业链构建出发，包括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合资引进、1999年的手机牌照审批制以及2007年牌照制度放宽等，以及联发科推出的Turn Key方案、公模公板体系，以及深圳华强北市场的配套产业链，为山寨产品提供了低门槛和高灵活性的生产环境。

山寨手机以功能整合、创意设计与低成本策略满足非典型市场需求，展现出“足够好”（good-enough）的本地化创新路径。尽管长期游走于合法性边缘，山寨技术实践逐渐获得正当性并推动本土品牌化转型。

作者借此批判西方以原创性与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范式，强调创新应被理解为嵌入全球资本、国家干预与草根能动性三角结构中的多元实践，从而为理解全球南方的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经验样本。

🛠 韩佳欣 仝昭祥｜“无奋斗，不龙华”，龙华汽车站田野调查

本文以深圳龙华汽车站为研究场域，通过田野调查与访谈，深入剖析“龙华汽车站招聘市场”空间的生成逻辑及其对边缘劳动者“三和大神”的聚集机制与生存策略。首先通过访谈了解，“三和大神”内部并不均质，既包括拒绝劳动、靠极低生活成本维生的“纯大神”，也有频繁进出工厂的“半大神”，这些群体虽流动性强，却面临极端的经济脆弱性，常以“今日活今日干、无活就睡汽车站”为日常节奏，甚至曾有饿死在汽车站的事件发生。文章进一步分析龙华汽车站为什么能够成为“三和大神”的聚集空间，在地理和交通优势、政策导向、周边服务设施的多重因素影响下，龙华汽车站成为众多农民工群体来深圳务工的第一站。

在结构机制方面，作者揭示了“日结工”与“劳务派遣”两种制度下的劳动力运作路径与剥削方式。中介机构通过规避社保、截留工时差价等手段牟利，而劳动者则在“高门槛”企业招聘之外，借助中介平台进入更灵活但更低保障的工厂岗位。这些制度安排促使劳动者“以时间换自由”，选择极端不稳定但即时可得的劳动形式，在困顿中维系生存。与此同时，城市治理以“治安”、“清洁”、“现代化”为名对车站空间进行持续改造，进一步压缩边缘人群的生活空间，形成某种“空间上的驱赶”，加剧了其不可见性。

文章最后反思这一空间及群体构成所体现出的资本主义城市治理逻辑，即以临时性、流动性与非正规机制支撑制造业弹性，同时通过去公共化的空间治理隐蔽其社会代价。同时，“三和大神”群体出现在深圳，也体现了深圳这座城市的特殊性。作者借此呼吁关注城市底层劳动者的空间权利与生存策略，推动对劳动制度与城市空间政治更具批判性的认知。

🎮 任柄霖｜傅瓒的游戏历程：解码手柄上的中国计算机启蒙

本文作者通过口述与文史资料，回溯中国游戏与教育的先驱傅瓒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如何将电子游戏视为教育工具，开启中国计算机启蒙进程。文章指出，在当时的教育机构中，中国计算机资源并不充裕，傅瓒提出将游戏机与计算机键盘结合，改造为打字练习、编程教学平台，在中学课堂引入游戏机制，将游戏的娱乐性与教学目的有机整合。

文本首先叙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四个现代化”背景下，计算机被界定为现代化象征，但因成本与资源限制难以在教育系统中普及。傅瓒运用游戏的元素，激发学生对计算机输入操作、逻辑思维等基础技能的兴趣。文章详细描绘了他实施“寓教于乐”的过程，以及引导学生从玩到学的路径。

文章最终认为，傅瓒的游戏教学是对于“教育与娱乐分离”范式的一种挑战，也是中国计算机普及史中一个常被忽略却极具启发意义的节点。

💬 许可｜数字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南方：消失的社交媒体和中国启示

作者从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视角出发，反思全球北方科技巨头通过垄断数字平台、数据和基础设施，对全球南方形成一种新型帝国式掌控。文章对越南的 Zingme、南非的 MXit 和印度的 Hike 等本土社交平台进行考察分析，指出它们曾在本土市场具备生命力，并通过本地化语言支持、即时通讯服务获得大量用户。但在全球平台的网络效应、资本投入与技术控制的强压下，这些平台纷纷衰落甚至关闭，部分在过渡期间触发了文化和国家认同的断裂。

文章进而以中国本土案例揭示社交媒体发展的不同路径：早期借鉴海外模式形成的如新浪博客、人人网，借助本土统一语言与庞大用户基础实现快速迭代，并进入移动优先阶段，通过创新设计贴合本地社交习惯（如微信红包、表情包、熟人社交）获得优势地位。同时，作者关注中国提出并推动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输出（海底光缆、5G），推动东盟和非洲形成多元化数字连接，挑战西方平台的垄断格局。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空间正成为新一轮文化主权的争夺场，旧有的革命和公共话语空间被资本平台重塑。技术既能压迫，又能赋权。作者呼唤一种由被殖民边缘者构建的新数字愿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权”（Right to the social media），并以Deepfake防御合作、东南亚青年民主运动中的视觉互感为例，强调全球南方的话语能动性与协作网络，期待由下而上的数字去殖民化未来愿景。

🟣 相关项目：文化与技术三部曲

“文化与技术三部曲”（The Trilogy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项目已经在旧金山、深圳、新竹等地进行实地走访与拍摄。企图描绘出全球电子产业之新图景，无能理解这金三角的技术创新与资金流动，各自文化代表的视野，就无能理解当今电子脉冲的星球。

第二部曲“世界工厂：创新的现实主义之城”聚焦深圳及中国沿海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脉络中，中国人勤劳实干的文化基因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编织，中国从商贸导向的全球制造工厂、芯片硅谷步入核心科技创新的新时代。我们试图挖掘、记录并讲述中国在信息产业结构中的技术发展与创新故事。

以上“年会九”青年学者论坛论文为该项目实地调研拍摄过程中产出的研究成果。

（*该项目为2024至25年度中国美术学院“双一流”建设专项项目）

👇 该“三部曲”产出部分影片等研究成果正在新北市美术馆放映展出！

同样以菲律宾数字劳工为例，Cheryll Ruth Soriano 超越全球平台的单向权力流动模型，将由社交媒体在线自由职业者发展而成的地方中介组织，引入数字劳动中介基础设施的讨论，填补全球平台和本地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研究缝隙。（Cheryll Ruth Soriano｜平台、劳动与中介动态）

朱飞达认为Web3不仅仅关乎一种技术，其核心要素是协作智能（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与代币化经济（Tokenized Economy），即如何把数据所有权及其价值还给人们。而代币（token）本身是“空”的，这意味着它可以捕捉任何东西。（朱飞达｜当人工智能遇上Web3：共筑可持续数字经济 When AI Meets Web3: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

回到中国本土，周蓬岸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垃圾佬”即科技拾荒者群体，他们通过回收并再利用废旧电子产品构建可用的计算机及其他设备，形成了从“洋垃圾”到“土垃圾”再到“再制造”的市场和实践。这种草根文化不仅培育了庞大的工程师人才，促进了设备定制和社区创新，更以务实和节省成本的方式应对了市场需求与电子产品浪费问题。（周蓬岸｜垃圾佬——以再利用作为平价电子产品的来源 Lā jī lǎo (Tech Scavengers) : Reuse as a source of affordable electronic products）

王洪喆则通过比较中韩早期信息社会，指出中国在1990年代形成了独特的以“发烧友”社群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人文主义数字文化，与韩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技术发展主义形成对比。然而，这种人文精神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封建主义”，因此主张将数字平台公共化为共享基础设施，并重新审视90年代的价值。（王洪喆｜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 From Techno-Romanticism to Techno-Feud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从硬件到社交媒体，Merlyna Lim 提出，数字网络远非平等主义，这意味着少数有影响力的用户控制着大部分数字媒体。她通过草根运动和选举政治案例，分析情感算法是如何超越个人消费，成为塑造我们社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Merlyna Lim｜情感与算法：解开社交媒体政治的数字核心 Affect and Algorithms: Unpacking the Digital Heart of Social Media Politics）

廖雪婷则通过对互联网上的男性权益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躲在层层技术网络背后基于旧的男性气质形成的有毒的数字男性圈层，正在持续倚仗更高权力如民族主义及反资本主义的庇护。厌女症的平台化不仅是一种表达形式，而且是基于平台的技术驱动治理。而怯弱的、狐假虎威的，必将在缓慢抵抗下被击碎。（廖雪婷｜数字行动主义与男性权益运动的民粹主义浪潮 Digital Activism and the Populist Surge of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最后，Payal Arora 认为，一种来自全球北方的悲观主义技术批判，正在阻碍技术基础设施匮乏地区首先能够接入网络、获取技术的使用权。而全球南方地区的技术乐观并非天真无知，而是关于活着，关于经济、人权自由和开放表达的渴望。（Payal Arora｜消除数据偏见以建立包容性技术 Debiasing Data to Build Inclusive Technologies）

（*另几位讲者的演讲文稿因涉及未发表期刊内容，将日后更新发布，敬请期待）

文 / 谢丽尔· 鲁斯· 索里亚诺 （Cheryll Ruth Soriano）
翻译整理 / 叶云鹤
校对编辑 / 郑叶颖、叶云鹤

各位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特别感谢黄孙权教授以及所有精心组织这次活动的同学们。今天，我想从我的书《菲律宾数字文化》（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的一个片段开始讲起。这本书是与Earvin Charles Cabalquinto合著的，它也预示了我今天将要讲述的内容。

Carlos Ubaldo满脸自豪地宣布，他的YouTube订阅者数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他作为一名在线答疑者赚取了百万美元，并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月收入、新车以及现代化的设施。Carlos兴奋地表示，他做出了最好的决定，辞去了全职呼叫中心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平台工作中。他鼓励他的订阅者们，只要付出努力、坚持不懈并具有创业精神，他们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他从2011年开始在劳务平台上作为书籍章节作者起步，现在已成为数字营销和虚拟助理领域的专家，与多个来自热门劳动平台Upwork的客户合作，并为数百名菲律宾平台工作者提供指导。早在2016年，Carlos开始为想要学习如何开始在线自由职业的朋友们组织培训课程。现在，Carlos经常在自由职业者活动中发表演讲，组织快速指导课程，主持他的YouTube频道指向在线自由职业引导，并运营一个由自由职业者、当前学员及其网络朋友组成的Facebook社区。他的YouTube频道现已扩展到TikTok，定期发布关于如何在自由职业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视频，具体包括如何与外国客户建立信任、如何用收入赚取利息等。现在，在获得了一系列稳定客户的大型项目后，他拥有了一家自由职业者机构。

Carlos现在在平台、客户和其他求职者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由于受制于基础设施的非流动性¹、低工资等就业规则，在菲律宾，无数像Carlos这样的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媒体技术赚取收入的自由职业者等专业人士正在转向在线平台，以换取自主权、空间灵活性和更高的收入可能性。

因此，我将数字劳工、社交媒体、文化生产以及影响力塑造实践置于平台介导型工作以及菲律宾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的背景下进行考量。我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介入我们对数字劳工中社交媒体的理解：

首先，通过描述中介角色的崛起，我们称之为数字劳动经纪人（digital labor brokers），他们由社交媒体介导，并在全球平台劳动市场中发挥作用。这一描述也试图将全球平台置于平台劳动分析的中心位置，并与近期的文献相呼应，例如Niels van Doorn和Jelke Bosma所称的“实际存在的平台化”（actually existing platformization）, 该概念关注构成平台重要组成部分的周边事物²。

其次，我重点分析了作为合作过程的理想化逻辑和社会平台的特定中介过程，这一过程以当地合作文化和道德经济为支撑。在这里，我与关于“微名人”（micro-celebrities）³和“影响者” （influencers）⁴的主流文献进行了对话，例如Crystal Abidin和Brooke Erin Duffy的重要文献。但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深入关注了工人阶级媒体背景下影响力的构建方式，包括始终存在的脆弱性、地方文化交融以及后殖民期望。

另外，以交叉平台为基础⁵，我考察了菲律宾在线自由职业和云工作/远程工作的组织方式的演变。这超越了传统的客户、平台和工人之间的三方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平台经济背后复杂的本地劳动组合网络。

我从2016年开始在菲律宾云工作场景中进行了三波民族志田野调查，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第一波是在2016年和2017年；第二波是在2019年到2020年，当时Jason Cabanes还在德拉萨大学工作；目前是第三波，我们更密切地关注社交平台、劳动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的交集。

我不想过多谈论中介（brokerage）的概念。我借鉴了Stovel和Shaw关于将中介概念化的研究成果，并遵循他们的建议，探索中介角色在不同结构中的表现形式。中介在促成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信息受限且分布不均时，便有可能给中介提供机会。中介首先会从多个来源搜集关键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以吸引那些难以自行理解这些信息的客户，从而为自己的工作增添价值。但除了使这些信息变得有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中介通过连接原本没有联系的个体来创造价值，从根本上推动了新的连接的形成。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中，中介利用公共机构效率低下所产生的漏洞，使那些断开连接和孤立无援的个体能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进行互动。中介业务的核心在于那些政府和公司甚至都无法察觉和正式控制的经济交易，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与本地基础设施相关的非正式经济交易的本地化替代服务。

在菲律宾，中介业务的设立在不同的经济甚至政治进程中通常备受重视。在我们普遍存在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导向中，中介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它成为了社会服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这种现象在移民问题上尤为明显，移民问题已被广泛研究。许多来自菲律宾农村地区的人会寻求移民海外，却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比如要签署各种文件，还要浪费大量时间在摸索移民流程上。招聘和中介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些移民的重要依靠，但它们的运作方式有时也带有剥削性质。

当然，我需要将这一现象置于菲律宾悠久的中介历史背景中来考量，回溯至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的中介服务就已经存在。例如，当菲律宾人无法拥有土地时，中介或称作Cabos的人便会在大地主与普通工人之间进行调解，帮助他们在这些农业社区中获得土地。这种中介的作用不仅限于土地问题，还延伸到了海运公司和小型建筑公司。

当Cabo制度⁶被废除时，这些中介实际上成为了菲律宾最早的工会领导人，这一现象暗示着中介制度已扩展到地方组织至关重要的制度化过程中。他们被视为大家庭中的家长，从而维持其合法性，成为工会的第一批领导人。与此同时，在劳工对大型机构信任度逐渐下降的背景下，中介行为通过开辟新的资源和信息流渠道，依然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相关性。

因此，在当代数字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的涌现。他们不仅展示自己的爱好、活动和愿望，还构建想象、探索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菲律宾人如何实现特定的共同愿望描绘了具体路径。在这里，我关注的是内容生产和吸引受众的工作，我将其视为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创造受众并生产内容的过程。他们的努力不仅仅限于简单动员受众进行消费，他们还借鉴了以往的经验，探索如何建立情感网络，并更细致地观察情感究竟是如何联结的，分析为何这些影响者能产生实际影响力，以及他们究竟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接下来，我们从不同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包括女性主体性（feminine subjectivity）、种族关系（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世界级劳动（world-class labor），以及政治因素。但在本次演讲中，我将重点聚焦于劳动力，以便更加集中地探讨这一话题。

近年来，菲律宾的平台劳动工作出现显著增长。政府积极推广平台工作，视其为解决失业、劳动力迁移、业务流程外包和庞大的非正规部门等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菲律宾，从事平台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菲律宾自由职业者（Filipino freelancers）。他们已成为云工作平台上最大的劳动力供应群体之一，并在全球不断增长的零工经济中占据领先地位。

与许多海外移民和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工作者所处的不稳定环境相似，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平台工作同样存在不稳定性。然而，在菲律宾，云工作仍被视为一种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这主要是由国家的迫切需求所驱动的。回顾以往，政府从鼓励菲律宾人成为移民工人，到全面接纳业务流程外包，再到将平台工作视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途径并大力推广，这一转变使得平台工作日益普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模式，即政府无法从结构上解决就业问题，而是推动菲律宾人抓住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新兴机遇，不论这些机遇的本质如何，也不考虑工作环境或员工福利的状况。菲律宾的平台工作者已被国家政府纳入打造世界级服务工作者和现代英雄的行列，他们为国家带回了急需的资金，再次凸显了菲律宾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重要地位。至于服务业工作者阶层，他们虽然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但仍处于其边缘地位。

我认为，研究中介阶层有助于在全球平台工作的常规分析中，将全球平台置于非中心地位。例如，全球平台（如fiverr.freelancing.com）往往是分析劳动管理和远程工作的中心。我们试图观察和绘制云工作中的分析类型，无论是从技能水平、要求、任务规模、服务类型、匹配模型还是交易发起者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以全球平台为核心进行分析。

我们试图关注那个特定的中心节点——中介维度，以及平台经济中不断涌现的本地组织，这些组织正在不断重新配置劳动的需求与供给。

我通过关注以下两个方面处理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力中介，即技能培养和社区建设，以及再外包。

技能培养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⁷，并常常转化为再外包的现象。因此，除了平台就业和潜在的美元收入承诺外，现实中往往伴随着对平台依赖型生计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不满。一方面，常见的论点是工作压力大，且工作具有季节性。这还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套利现象，即客户会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在这种环境中处于可随时被替代的地位。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劳动者竞相争取云工作机会，许多劳动者涌向这些平台却难以获得工作。另一方面，平台动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⁸，它阻碍了长期的客户与劳动者关系的建立，尽管其结构本是为了维持这种关系而设计的。

然而，在菲律宾，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一些劳动者难以获得客户，他们过度依赖平台，或是过度追求低费率⁹，受到平台工作季节性的挑战。但同时，由于菲律宾的机构化发展已近二十年，那些早期的自由职业者已经成功培养了专业知识，实现了技能和平台的多样化，创建了大型项目组合，并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客户。这些人正是我们将在平台工作中关注的新兴微名人。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特定类型的劳动者能够蓬勃发展，实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进而成为精英劳动者。这是一群新兴且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工作者，他们在平台劳动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指导有抱负的劳动者，促进在线支持社区的发展，还直接参与到中介过程中来。所以，除了当前关注受众如何以及能够被吸引进行消费的做法外，我还将从影响力塑造的角度进行探讨，我将影响力的塑造视为一个基于当地数字双年展概念的合作关系场所或合作表现，大家在这个场所中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各种不确定的情境。

新兴的在线自由职业者在社交媒体上塑造自己的在线形象，以此吸引那些希望在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经济和社会流动的菲律宾劳动力。这一过程的实现首先依赖于他们构建与平台相关的技能，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自由职业者的社群。而在劳务平台上获取工作机会，则是一个涉及繁琐、模糊且全程由中介参与的复杂过程。试想，若缺乏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亦无具体个人可供咨询，那么这一过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涉足这一领域时，许多劳动者往往因为政府描绘的美好前景而满怀憧憬地投入其中，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清楚如何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他们确实需要一些人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者会协助他们设定合理的薪资水平、协商福利待遇，并让他们了解有效的维权途径。然而，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客户拒绝支付报酬，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在这个充斥着欺诈行为的行业中，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得到长期保障，或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能否真正持久发展。

因此，尽管政府推广了数字劳动机制¹⁰以协助劳动者应对平台劳动中的模糊性，但对于新入行者而言，这种协助作用是有限的。平台劳动可能会令人感到困惑。这不仅因为整个过程完全由中介操控，而且劳动者还需从诈骗信息中辨别出合法可靠的平台和客户，同时还需要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所以，仅仅掌握一项技能是不够的，劳动者还需要在整个在线市场中有效地推广和销售这些技能。更重要的是，在与文化背景迥异的客户打交道时，劳动者会面临文化隔阂的问题，这些客户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期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劳动者深知自己最终可能会被替换，因为客户可以随时寻找其他劳动者来代替他们。

在这些平台上，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报酬合理吗？我应该如何为这项特定的工作定价呢？”在零工经济中，如何根据经验来为技能定价实际上可能非常复杂，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这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中介将全球劳动平台与本地劳动者连接起来，并将这些分散的信息整合起来，为求职者提供有用的参考。同时，他们也会利用自己作为现任或前任工作者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在零工经济中找到个人定位的经历，来提供帮助。然后，他们将这些经验整合成培训材料，最初是免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后来则将这些材料编纂成书，并提供辅导和培训课程。他们还非常注重将成功具象化，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变得尤为重要。社交媒体上的可见度不仅关乎他们能买什么样的车，还直接影响到他们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多少财富。因此，这为零工们在这一领域能取得何种成就创造了一种特定的价值感。

获得平台就业指导的劳动者将这些有影响力的数字工作者视为自己的代理人，实质上也是自由职业道路上的引路人。我们通常亲切地称呼这些导师为“大哥”或“大姐”，而那些受到指导的人对此感到十分自豪。特别是在融资界，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导师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你能宣称自己曾师从某位知名导师，那么你将有可能在该领域中生存下去。

关于劳动者与客户之间的工作关系，重点在于劳动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与客户进行关系协商及进行日常互动，这包括分享策略、赢得客户信任、发布视觉图像以及构建成功的劳动者-客户关系规范等多个方面。在另一篇论文中，我探讨了劳动者们如何通过分享各自的担忧与顾虑，共同确认了平台工作的可行性。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在此详细讨论这一点。我也谈到了这些影响者如何构建出一种理想劳动者的特定形象——即服务于客户的顺从型劳动者，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形象中灵活应对，推动特定的代理行为，同时在客户面前展现出顺从的态度。从长期来看，我想知道这种形象和态度如何在自由职业经济中构建出一种特定的价值规范。

Jason和我在一篇关于创业团结（entrepreneurial solidarity）的小文章里重新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不仅讨论了如何提升功能性技能以及如何在业界自如应对，还特别关注了社交媒体为自由职业者营造的日常交流环境。现在，这股潮流已经蔓延到了TikTok，众多自由职业者纷纷在TikTok和YouTube上活跃起来。这些平台是自由职业者日常会关注的，前者有助于他们坚定自己成为自由职业者的选择。有人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工作环境，有人展示新的共享办公空间。因此，这些内容既日常又普遍，能够帮助自由职业者确认自己的选择，看到成功的可能。同时，它们也在无形中传递着在这个经济体系下关于生存与繁荣的价值观。

现在，我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再外包。当我们于2019年至2020年间的某个时刻启动这项研究时，就已经观察到了第一阶段的现象，那就是劳动者们已经开始尝试再外包。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些劳动者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客户和较大的项目，于是他们会把这些项目交给自己的身边的人来完成，比如他们的丈夫、孩子、邻居，或者是家乡的村民。

这些劳动者正在利用个人的信任网络。然而，随着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网络日益扩大，并且在平台导航和客户沟通方面不断积累专业知识，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现，劳动者们开始建立起了某种正规化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进行了注册，有些则没有。这些机构可能拥有大约10名员工，并且正在考虑承接全球平台的客户。有些平台会正式宣告他们已注册为机构，而有些则不会。这些机构可能拥有庞大的忠实客户群体。因此，现在他们会在机构内部为小型工作团队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种地方组织的形式变得相当有趣。因为当你参与大型自由职业者网络会议时，会发现这些机构蓬勃发展，真正定义了自由职业经济中地方组织的形态。

以下这篇文章与其他几篇作品一起发表，指出了全球平台实际上只是临时机构的一种新型迭代。它不过是利用算法对临时机构进行了重新配置。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配置如今又在发生变化。那些原本试图通过算法来定义临时用工机构的全球平台，如今在地方层面上又演变回了临时用工机构的模式。

（见下图）我想我已经提到了第一种情况——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从业者会从客户那里接到一大笔业务，然后将其外包给自己的亲人或邻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地方平台正在逐渐稳定下来，其中一些平台正在努力推动更加合作的议程。至于第三种情况，则是那些正在转变为代理机构或合作社的平台。

因此，外包代理机构层出不穷。以下图片仅列举其中的部分实例，当我们参加这些会议时，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它们都是虚拟助理代理机构的典范，如今已有了自己的标识，这表明它们正逐步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

请对比以下两张照片。右侧的照片拍摄于2015年左右，是我们首次进行实地调研时留下的。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Freelancer平台，这是一个非常突出且颇具开创性的澳大利亚平台。而左侧的照片则拍摄于今年7月，是在最近的一次自由职业者大会上拍摄的。其实在几个月前的那场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合作伙伴和大量的标识。如今，已经有代理机构开始赞助这些自由职业者市场了。而Get Hired实际上是一个试图与全球平台Upwork竞争的地方平台的产物。

一旦进入这些交流空间，你就会看到各个代理机构设立的展位。任何求职者，不论是学生、实习生还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与进来，直接面对这些代理机构，并在其中注册求职。当然，这些代理机构中的很多仍然与全球平台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一些代理机构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影响者。

在这里，他们分享了自己如何将社交媒体经验转化为代理机构所有者的成功之路。

现场灯光璀璨、声音嘈杂、热闹非凡，各个代理机构的展位遍布各个角落，场面十分壮观。

我将重点关注再外包机构通用平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Get Hired”。

在本次演讲中，经MK Bertulfo允许，我提及了她的事迹。她是2015年前后创建并管理的一个大型Facebook群组的创始人及调解人。这个群组在当时深受那些希望找到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孩子的母亲们的欢迎，她们中的很多人从事客服工作。除了菲律宾的基础设施问题，她们还面临着夜间工作的挑战，这使得她们难以照顾孩子。于是，MK创建了FHMoms这个社交媒体群组，这个群组借助我之前提到的情感联系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她还创立了一个本地平台，目前这个平台还在起步阶段，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它的发展。

另外，有一个新兴的合作组织十分有趣。这个组织起初会设定一些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努力促成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从而更像是一个机构联盟。可以想象，有多个机构存在，而这个合作组织就像一个纽带，将这些不同的机构联结起来。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吸引更多当地客户的同时，实现利润分享，而不再仅仅依赖全球客户。虽然目前它们还未达成这一目标，并且认为当地客户群的能力还有待提升，但至少这已经是它们正在与政府协商的内容了。

在我看来，基于当前的发展状况，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结构及物质支持（material support）结构的出现尤为有趣。这意味着培训机构、辅导机构等应运而生。有一所虚拟助理大学正在为这些机构提供必要的资源。随着模块化工作流程的兴起，一些机构虽然缺乏资金建立大型组织，但它们可以购买会计系统、服装系统等各种系统。这样，它们即使在家中工作，面对全球客户时也能展现出高度专业化的形象。此外，在物质支持方面，当地的郊区、临时区域、供电连接以及设备租赁等新兴的共享办公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还看到了笔记本电脑租赁、西装租赁以及众多小型微型企业的兴起。当然，由于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因此还包括融资平台的借贷服务。

我想简单谈谈GCash，因为它是庞大移动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GCash是由菲律宾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Globe开发并打造的一款大型金融超级应用。那么，GCash为何如此重要呢？原因在于，如果你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可能会从全球客户那里接到任务，而这些客户通常会通过Wise等平台进行转账。但如果你采用的是代理模式，就需要经常向代理机构中的其他员工支付薪资，这时GCash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推动交易量的增长，而这些增长的交易量最终会促进劳动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上的交易流通更加繁荣。

我想，这应该是我田野调查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了。在这张图中，你可以看到GOtyme Bank等机构与政府服务并排展示。它们之所以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提供了贷款服务。所以，这些金融科技平台的贷款功能，已经成为对代理机构提供社会支持的关键一环。

我想用几张幻灯片作为结尾，来回顾一下我刚刚讨论的内容。虽然劳动力平台化被视为为这一经济体系中组织劳动力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但新兴的地方组织却在为当地劳动力构建平台劳动体验的动态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这也催生了新的技能形式和社会阶层。这里提到的一系列中介，在全球资本的劳动基础设施与当地的权力关系、合作关系以及社会交易的政治经济基础之间，起到了桥梁和调解的作用。而这些大多发生在正式的监管机构之外。

劳动平台为客户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安排牵线搭桥。然而，若缺乏由地方资本、地方政府以及家庭和社区等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中介过程，这些安排在当地层面便不会获得太多实质性意义。尽管技能创造者和代理机构的中介行为看似规避了劳动监管机构对劳动的制约，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中介规则的运作最终促进了劳动者自身对劳动平台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受。劳动者中介能够战略性地驾驭平台环境，使自己得以蓬勃发展，为劳动者创造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甚至让他们拥有了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源于一种利他主义，即 “我能够帮助我的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依赖平台来维持生计，因此他们尚未组织起来，与政府或平台进行谈判，以推动系统性变革，从而为所有劳动者争取到公平的薪酬和更合理的劳动安排。不过，已经有一些机构开始在其能力范围内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积极寻找本地客户，但并未直接挑战更广泛的劳动平台化结构。凭借创业精神，他们能够在本地环境中创造性地调整平台劳动模式。而新自由主义和迟迟未能实现的愿景，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重新定义了中介的行为和话语。这些数字实践也有助于人们协商和重塑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南方所留下的影响和人们的生活经历。中介试图在制度的限制下重塑世界。

我用一张幻灯片专门阐述了它的实际影响，因为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之所以关注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也涉足政策制定领域。在与公平工作组织合作的一些项目中，我们曾深入探讨过这一点。此外，我们还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有时甚至与新兴代理机构组织进行沟通。我们坚信，绘制出规模更大且更为隐蔽的次级经济地图是极为关键的。

此外，在与劳动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代理机构正在有意识地努力为其他劳动者创造更加公平和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然而，也有劳动者向我们反映，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代理机构中的权力滥用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揭示这些分歧——那些旨在维持、重构但同时也挑战全球平台内部权力的分歧——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合适的支持结构，这些结构能够针对这一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和交易中的不同类型自由职业者及代理机构，在其各自不同层级的需求上提供精准的支持。

最后，我想谈谈一开始提到的三个层面：平台、影响力以及全球南方。在平台层面，我们努力揭示一个不断扩展和演变的数字劳动中介基础设施格局。这些基础设施试图在全球平台逻辑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劳动力调配。这一生态系统由这些组织结构构成的基础所维持，同时也得到了金融平台、劳动平台和社会平台的相互交织，以及其他国家和市场行为体中的工人主导集体的支持。它们共同汇集中介信息和机会，以促进工人在全球平台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参与。这凸显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云端与实际环境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我们认为，这种对平台工作和治理模式的全面分析，超越了仅仅将全球平台模型作为参考点的批判性视角，对于理解其在现实中的具体运作方式至关重要。

第二是影响力，它已不再局限于以个体影响者为中心的单向权力流动。影响力的发挥如今涉及更为分散和动态的中介过程，与调和各方期望的能力相关，并且其效果深受所在社群的影响。这使他们能够将平台工作的叙事从简单的血汗工厂重塑为具有抱负的，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是在平台背景下共享的生活体验。从本质上讲，他们营造了一种预期，即无需对更广泛的劳动结构进行改革，仅凭努力工作就有可能在平台中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他们实际上也帮助维持了平台所需的劳动力，并为社交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构建了交易链条，最终惠及全球南方地区。这一点在全球环境下尤其引人共鸣，因为公共机构效率低下，迫使民众依靠同胞的帮助自行寻找解决方案。这反映了后殖民和新自由主义结构下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在激发想象力、推动地方组织发展和开辟流动渠道的同时，也加剧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

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数字劳动中介放在工人阶级日益活跃的视频平台如TikTok、YouTube等渠道中去考量，比如那些关于右翼司机、移民工人、家政工人的视频，而这些内容也正在被不断研究，因为这些平台正在汇集信息、组织资源，并将工人和有志者与实现社会流动的承诺紧密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观察将十分有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劳动平台、社交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总是相互交织。交易量成倍增长，为机构、平台、内容创作者以及这些交易链中的工人创造了数据和利润。谢谢大家。

问答讨论

Saskia Witteborn：非常感谢你，这真是太棒了。很高兴听到你和Earvin一起写了这本精彩的书，我要去买一本。你能推测一下这将如何改变移民，特别是菲律宾人的外出移民的未来吗？

Cheryll Ruth Soriano：谢谢你，Saskia。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有时会研究菲律宾的在线自由职业者，他们通常被称为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菲律宾海外劳工，对吧？但在某些情况下，菲律宾在线工作者与海外菲律宾工作者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也在使用同样的标签，即OFW 2.0，以做出诸如“这是一个替代方案，你不再需要出国”之类的承诺。事实上，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特意回国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因为客户无法再维持他们的薪水而被迫回国。他们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而在线工作就是其中一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领域非常多变且灵活。他们可能会先研究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下。有时，他们也会把这当作一个机会。事实上，当一些工作者与客户建立了更稳定的关系后，他们会尝试通过这条途径再次出国。所以情况相当复杂。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要去探究哪些工人把这看作是回国定居的机会，哪些工人又把它当作再次出国的跳板，因为他们正在与全球的客户建立联系，可能会被纳入这个复杂的体系中。

Tom McDonald：Cheryll，你的研究非常棒，例子也非常生动，谢谢你。我的问题是：你描述的这些自由职业中介如何建立自己的机构？你对自由职业与正规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选择做自由职业，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有老板，想摆脱办公室的束缚等。当你在和这些人交谈时，这一点是否曾经被提及过？我想知道，当中介变成了老板，那么自由职业的本质在什么时候就发生了变化？自由职业者是否表达过对失去自主权的担忧？当他们与这些更本土的平台或机构产生联系时，我就在想，对于那些现在具有影响力的中介，是否有人曾经说过：“这些人不再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了，他们现在成了大老板。”所以，这些情况是否曾经出现过，还是没有呢？

Cheryll Ruth Soriano：谢谢你，Tom。这两个问题都非常有价值。关于非正规性和正规性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认为它源于菲律宾自由职业者的现状。当我们2015年开始采访他们时，就有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即使赚的是美元，也得不到家人或邻居的认可。家人或邻居会质疑他们：“你是怎么赚钱的？你在家里做诈骗吗？”由于他们只是在家工作，所以得不到认可。他们也许能买得起汽车，建更漂亮的房子，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人们还是会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怎么赚钱的？”所以，这种认可正是自由职业者所渴望的，但同时，这也阻碍了他们的某种流动性。因此，他们现在得到的认可主要来自代理机构。作为代理机构，他们能够通过自由职业者所承接的客户和项目获得认可。但这有时取决于客户的安排和平台的规则。因此，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简历中完全声称自己完成了某个品牌的项目。这种代理模式让他们能够在行业内积累一定的声誉。

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觉得自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当然，也有一个相当有趣的限制。我在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交更多的税？这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监管？因此，这也为监管带来了一种复杂的局面，因为整个行业已经足够复杂了。那么，他们是工人吗？他们是企业家吗？在有了代理机构的阶段，工人基本上成为了作为代理机构的创业者。这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现在关心的是这条产业链中的底层工人，那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完全看不见的工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在，我回到你关于这些自由职业者真实性的第二个问题。 这需要时间，如我前面所说，社交媒体社区建设、技能培养和社区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说过，它是以一种特定的菲律宾式的合作意识为基础的，这种合作意识具有数字倾向。因此，尽管在家里可能有人怀疑这些自由职业者是否从中获利，但这些机构和影响者也试图确保他们提供免费辅导课程。他们认为，通过在他们的机构中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作机会。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互利的过程，就像公共利益一样。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将从这些货币化实践中获利。但同时，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新情况，他们自己曾经也是自由职业者，也知道普通的自由职业者要在没有太多其他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来需要什么。

黄孙权：工会对中介平台持什么态度呢？

Cheryll Ruth Soriano：在云工作场景中，工会的身影并不太显眼。我正在对这两者进行研究。我现在正在对工会和中介平台这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说到工会，它们在动员方面一直都很积极，特别是针对那些工作地点明确的工人，比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送餐员，因为对于这些工人的情况比较清晰，所以工会的立场和动员都相对容易。但对于同时拥有创业者和工人身份的远程工作者来说，工会和劳工联合会很难渗透到他们的组织中。他们似乎对正在形成的自我组织感到很满意，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译者注释：

1. 指的是工作地点的固定性或缺乏便捷的交通和通信设施等，使得人们难以在不同地点之间自由移动。 ↩︎

2. 实际存在的平台化（actually existing platformization）用于描述平台经济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当地环境、制度和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互动。 这个概念源自并借鉴了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的概念，后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实现过程。 ↩︎

3. Terri Senft在她的著作《网络摄像头女孩：社交网络时代的名人与社群》（Camgirls: Celebr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s）中提出了“微名人”（micro-celebrity）一词，她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在线表演风格，人们通过网络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和社交网站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吸引读者、观众以及与他们在线相关联的人（Senft, 2008）。” ↩︎

4. 根据Crystal Abidin的定义，影响者是指那些通过文字与视觉叙述个人生活及生活方式，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上积累起相对庞大的粉丝群体的普通互联网用户，他们会在数字及现实空间与粉丝互动，还会通过在博客或社交媒体帖子中植入“广告软文”的方式将粉丝变现（Abidin, 2015）。 ↩︎

5. 作者的研究基于多个平台的考量，包括后文提到的在线零工平台，也包括像YouTube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

6. Cabo制度，一种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激增的劳动安排。这种制度在小型建筑公司、雇用装卸工人的海运公司和雇用季节性种植园工人的庄园中普遍实行。 ↩︎

7. 在这个语境中，“技能培养”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地进行技能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这可能涉及各种技能的掌握和提高，如数字技能、沟通技巧、项目管理等，这些技能对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工作、提高收入或提升个人竞争力至关重要。 ↩︎

8. “平台动态”主要是指在线平台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市场、政策、用户、商业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 ↩︎

9. 在平台经济中，“低费率”指的是平台向用户或商家收取的较低的服务费或佣金。 ↩︎

10. “数字劳动机制”包括数字平台的运营规则、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数字劳动成果的产权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其推广旨在帮助数字劳动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平台劳动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

讲者介绍

谢丽尔·鲁丝·索里亚诺
Cheryll Ruth Soriano

简介：Cheryll Ruth Soriano博士，是马尼拉德拉萨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平台劳动与平台化研究网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包括Fairwork（担任首席研究员）以及亚洲的平台生态系统和交易文化。她的著作有《菲律宾数字文化：YouTube上的中介动态》（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 Brokerage Dynamics on YouTube）（与E. Cabalquinto合著，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和《亚洲视角下的数字文化：新兴现象，持久概念》（Perspectives on Digital Culture: Emerging Phenomena, Enduring Concepts）（与S. Lim合著，Routledge, 2018）。Cheryll是新创刊的开源期刊《平台与社会》（Platforms & Society）的创始联合主编，同时担任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重要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她曾在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LCA）、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和北京大学（PKU）担任访问学者。

John Markoff 语速超快，作为记者出身，又是著名作家，他显得有点腼腆内向。但一旦说起话来时，真挚恳切，对于史料细节与历史判断有著详知的力量。采访在旧金山的电脑历史博物馆二楼进行。如果说 Fred Turner 面对同样历史给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那么 Markoff 则给了世人更多的细节，指出在个人电脑诞生之际，AI（人工智能）与 IA（增强人类智能）如何成为两股重要力量，以致今日才分出胜负；也说明了我们都应该感谢和平主义者 Fred Moore，没有他的坚持（对钱的不屑，对世界和平的热衷，对科技怀抱希望、对社会运动的支持），就没有家用电脑俱乐部，就没有之后的苹果电脑。Moore 是至今上万亿IT产业中最不可置信的意外火花，而 Markoff 则是纪录报导了这些巨大且意外火花之人。（黄孙权）

访谈影片
访谈 / 黄孙权 崔雨 蔡泽锐
摄影 / 黄孙权 陈璋懋
剪辑 / 江子祎 王婧洁 任柄霖 邵乐天
特效 / 严正皓

John Gregory Markoff (born October 24, 1949) is a journalist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covering technology at The New York Times for 28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2016, and a book and series of articles about the 1990s pursuit and capture of hacker Kevin Mitnick.

访谈中英文文稿详见网站 🔗

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的热情介绍。我想向网络社会研究所、跨媒体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以及黄孙权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同时也特别感谢叶云鹤的诚挚帮助。

当然，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你们的到来。我很遗憾无法亲自出席，我知道自己错过了很多。

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了一段猫咪弹钢琴的视频，接着算法立马觉得你适合组建一支猫咪乐队。很快，你又迷上了完全没想到的东西——比如地毯清洁ASMR。这背后有什么逻辑吗？其实并没有。社交媒体的算法并非建立在逻辑或理性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最终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某些内容，并与我们所连接的人建立联系的呢？答案就在于点赞、收藏、点击和分享这些行为，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关乎情感——通过算法调解的那些情绪化的、感性化的互动。

在本次讨论中，我将探讨这种情感维度如何超越个人消费，成为塑造我们社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日益衰落的民主国家，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争夺的战场，反民主的行动者利用算法、人工智能和虚假信息工具来推进反民主的议程。这使得学者们将其描述为“虚假信息操控”（disinformation order）、“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和“认识论危机”（epistemic crisis），并助长了“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已经从民主的工具转变为破坏民主的工具。虽然这种观点反映了最近的一种政治趋势，但它通过将社交媒体描绘一个仅仅加剧现实世界政治冲突的独立实体，从而简化了社交媒体的角色。它还忽视了平台政治的矛盾性。

在东南亚，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利用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来操纵公众，但我们也看到了充满活力的草根运动。仅在2021年，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就发生了 8789 起抗议活动，主要是由青年领导的反抗行动。

在我结合东南亚背景进行分析之前，我将先概述一下我的概念框架。首先，我要声明，认为社交媒体已从民主化过渡到专制化，或从公共领域过渡到虚假信息领域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假设。第一个是关于数字网络原本与民主相关的假设。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即使在早期较为静态的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也从未真正实现过民主。尽管当时用户较少，内容也较为有限，它依然远非一个平等的竞技场。

数字网络远非平等主义；它们像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的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一样运行，遵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¹。这意味着，新的连接往往聚集在已经流行的节点周围——本质上就是“富者愈富”。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主导者和有影响力的用户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数字媒体，使得较小的用户单位很难获得关注。到2024年，社交媒体网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包括东南亚威权政府在内的强大势力都在加强对数字媒体影响力的控制。

此外，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一直同时被用来追求民主或非民主的目标，而非仅仅用于追求民主。各方团体–无论是公民团体的还是破坏性团体——都利用这些平台来推进各自的议程。这一现实揭示了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即社交媒体曾一度使公共领域民主化。与其仅仅争论社交媒体是促进民主还是推进专制，或者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共领域，我们更应该专注于研究这些平台本身的基本特征。

首先，社交媒体不是为政治参与而设计的。这些平台在平台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关注点是数据货币化和市场控制。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天生反民主，但其核心目的根植于营销逻辑，而非公民参与。因此，它们通过商业而非民主的视角影响政治动态。

社交媒体的生态系统反映了“算法营销文化”（algorithmic marketing culture）–算法与营销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内容的流通、可见度和受欢迎程度。其核心是品牌塑造，而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内容的情感影响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各大平台越来越依赖于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强促进用户增长和广告收入的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和先进的排序算法，这些算法分析用户行为，对内容进行策划和优先排序。利用用户的情感反馈，例如点赞和分享，这些算法推送情绪化的内容以驱动用户参与度——即“情感经济学”（economics of emotion）。与此同时，在内容泛滥、注意力短缺的环境中，社交媒体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学”（economics of attention），用户和内容都在为被看见而竞争。

在此背景下，情感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货币。各类竞选活动精心编织充满情感的叙事，因为他们深知爱与恨能够推动病毒式的传播与分享。这种对情感诉求的关注使深刻的政治讨论转向以点击诱饵和病毒式模因（viral memes）主导的哗众取宠的内容。

与其将用户视为被困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和意识形态回音室（ideological echo chambers）中的被动受害者，不如认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共同作用产生了我称之为的“算法飞地”（algorithmic enclaves）。这些“飞地”是由用户通过与算法的持续互动形成的论述性场域，在这里，人们基于一种感知到的共同身份集结并形成集体。他们捍卫自己的信仰，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现实和想象中的威胁，这些威胁往往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些“飞地”围绕共同的情感而非利益建立起来，因此成为虚假信息的沃土。在二元党派结构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只能在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进行选择（如保守派与自由派）。

而“算法政治”（algorithmic politics）的兴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通过算法操纵议题，其主要目的是主导媒体领域和塑造公众舆论。

有了这个概念框架，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数字互联地区²，拥有 6.8 亿人口。其中 53%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有75% 的人口上网，130% 的人口是移动用户——由于每人拥有多个账户，尤其是19岁及以上人群中，81%活跃于社交媒体。

东南亚的快速数字化进程和高度互联性使其成为一个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算法营销市场。随着大部分人都已在线，线下和线上体验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交媒体将个人、社交和政治领域融为一体，使政治成为一个经常出现但又瞬息万变的元素，与猫咪照片、模因和朋友圈更新等内容共存。然而，在这一地区，互联网自由往往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在面临威权专制化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专制化、虚假信息的增加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相互影响，在社交媒体上尤为明显，并且相互强化。

这些技术-政治和算法动态反映在该地区的政治格局中。在本讲座中，我将重点讨论两种政治形式：草根运动和选举政治。

首先是草根运动。如前所述，近年来东南亚的草根运动日益活跃。例如，仅 2023 年的统计数据就突显了整个地区抗议活动的频繁程度。东南亚的草根运动越来越多地将社交媒体纳入其行动策略，无论是在专制背景下的维权活动——如缅甸和泰国反军政府的抗议活动——还是越南和柬埔寨的维权运动都是如此。此外，以问题为导向的运动，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反腐败抗议、马来西亚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的选举改革努力以及“奶茶联盟”（#MilkteaAlliance）的跨地区联合，都将社交媒体作为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动员的核心是诉诸情感。因此，我们看到了“情感二元框架”（affective binary framework）的兴起，二元叙事和修辞被用来培养极端情感，尤其是愤怒，作为团结“我们”反对“他们”的一种方法。毕竟，各种形式的政治都是围绕情感展开的，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和运动都会调动不同的情感，并在其话语中注入特定的情感印记。

情感二元框架可以将“人民”作为“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共同反对所认为的不公正。然而，这一框架也极易被利用，用于动员针对“他者”的行动，借助既有的怨恨来加剧分裂。这种方法通过将个人塑造成“受害者”，为针对被视为威胁的群体的行动提供正当性。在东南亚，这种情感的操纵体现在拥护极端民族主义、反民主和激进右翼政治的草根运动中。

在缅甸，Facebook 自 2012 年以来为右翼佛教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助力，通过针对罗兴亚穆斯林（Rohingya Muslims）的极端言论和虚假信息放大了反穆斯林情绪。平台的算法动态加剧了“969 运动”和“Ma Ba Tha”等组织的反罗兴亚言论，助长了分裂和反穆斯林情绪。

在泰国 2014 年的政变中，Facebook 放大了反民主情绪，助长了“黄衫军”对君主制和军方联盟的支持。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支持政变言论的成本和门槛，降低了支持政变的成本和障碍。

东南亚的活动故事凸显了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和情感二元框架在草根运动中的有效性。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动员”和“民主化”。动员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可以服务于民主、专制或其他意识形态。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确实促进了动员，但它们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促进民主讨论或支持公民参与。如前文所述，这些平台深深根植于算法营销文化。因此，社交媒体对集体行动的动员作用既是行动者的努力和议题相关性的产物，也是算法和营销驱动的病毒式传播的意外结果。

现在，让我们转向选举政治。在东南亚的政治选举和竞选活动中，社交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政府的政治传播和宣传

• 选举政治中的选民动员

• 塑造和操纵公众舆论（如影响政策决定）

在这些背景下，算法营销文化以及情感和注意力经济学产生了两个关键现象。第一，民粹主义的传播风格，将情感和激情作为政治说服的核心要素。这种方式在“精英”和“人民”之间制造了一种鸿沟，在诉诸个人情感的同时，通过移情和同情的联系培育集体认同，最终构建了“人民”的概念。第二，情感粉丝政治，即利用粉丝式策略塑造公众形象并吸引支持者的政治。通过利用情感反应，影响选民行为和政治参与，借鉴粉丝文化的技巧来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这代表了一种转变，即通过名人文化和情感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政治。

例如，“支持佐科”（Pro-Jokowi）的核心用户网络表现出类似于粉丝的行为，无论佐科的价值观、政策如何变化或前后矛盾，他们都会支持他。那些批评佐科的人，包括反对有争议政策的进步活动家，往往被贴上 “佐科黑粉”（Jokowi haters）的标签，从而形成极化的算法飞地。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与此同时，我对东南亚近期选举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算法政治的日益增长，还有其对选举结果影响的不断升级。

这些算法实践有三个主要趋势：

竞选活动专业化：社交媒体竞选活动现已变得高度复杂，由精英人士支持，并得到大量资金投入。政治候选人聘请专业顾问，利用先进技术和营销策略来扩大社会分歧，以确保自身权力稳固。这一行业涵盖了从政治咨询到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服务，其目的都是通过战略规划和媒体管理来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富裕的政治候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动员效应，反映出“富者愈富 ”的态势。

通过精心策划的竞选网络操纵公共言论：竞选活动越来越多地利用自愿和受雇佣的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话题和分享信息。这种方法利用网络部队（cyber-troops，中文网络俗称“水军”）、机器人（bots）和意见领袖（social media influencers，中文网络俗称“网红”）来操纵公众言论。十多年前，这种策略在商业营销中很常见，但现在已成为政治活动的基石。有趣的是，在我研究的所有仇恨和虚假信息网络中，自愿用户的规模远远大于付费雇佣的用户和机器人。

使用虚假信息：虚假信息——包括负面和正面信息——已成为政治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不仅包括彻头彻尾的谎言，还包括歪曲事实的策略。以往的竞选活动主要依靠负面的虚假信息，如人身攻击和仇恨言论，而现在我们看到“正面的虚假信息”呈上升趋势。

这包括算法洗白（algorithmic whitebranding），即利用数字工具和自动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为有严重争议或问题记录的政治候选人或公众人物打造正面形象或品牌。这种策略通过净化其历史并重塑叙事，以吸引那些可能遗忘其问题背景的年轻选民。

在 2022 年菲律宾大选中，邦邦·马科斯（Bongbong Marcos）利用算法洗白重塑了其家族有争议的历史，将其描述为和平与进步的黄金时代。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经过精心设计，展示了充满积极内容的形象，以软化他原本具有争议的公众形象。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可爱、胖乎乎的祖父形象，在竞选材料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与宠物猫在一起，并分享嬉戏视频。这种做法使他与作为前军事将领的暴力形象的过去拉开了距离，塑造了一个更平易近人的形象。

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都倾向于“积极”的竞选策略，这吸引了忠实追随者的“爱”，就像 K-pop 歌迷对偶像的崇拜一样。

从本质上讲，算法政治正在重塑选举和公共政策的竞争方式，其采用的复杂策略融合了技术、营销和对公众情感状况的深刻理解。除了选举活动，日益专制的政权和倾向于非自由主义的政府也在利用算法政治和社交媒体的动员效应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压制异见。

东南亚的社交媒体在草根运动和民主改革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虽然它有利于组织和动员起来反对强权，但其以市场导向和情感驱动的算法也可能推动倒退的、专制的议程。在情感二元框架和算法飞地的推动下，算法政治的兴起同时放大了进步和专制的声音。这些平台可以促进团结，但也会加剧两极分化，使用户退缩到排他性空间，助长部落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的力量并剥夺他人的权利。

在社交媒体中，个人和政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社交媒体算法模糊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与公民责任之间的界限，将政治转化为一种情感营销，将公民转化为消费者和粉丝。最终，情感和注意力经济学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消费政治内容，还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并讨论政治内容以及如何投票。

鉴于这些现实，社交媒体平台不会很快消失。算法将继续塑造我们的政治格局，同时强化现有的动态。对民众情感的利用和操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算法上，都是关键要素。

东南亚的政治格局揭示了技术与权力动态之间微妙博弈，在进步势力和倒退势力之间。这场持续的斗争表明，东南亚民主的未来可能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那些致力于变革的人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在算法和政治挑战面前，那些为民主理想而战的人们的韧性，仍然是决定东南亚政治格局走向的关键。

本讲座内容源自：Lim, M. (expected Dec 2024).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译者注：文中加粗部分为讲者讲稿原文中加粗部分

1. 译者注：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是复杂网络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网络结构，其显著特征是网络中节点的度分布（degree distribution）遵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这意味着在网络中，大多数节点只有少量的连接（低度节点），而少数节点拥有非常多的连接（高度节点）。 ↩︎

2. 编者注：指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下，东南亚的定义是一个数字互联的区域范围 ↩︎

讲者介绍

梅莉娜·林
Merlyna Lim

Merlyna Lim是加拿大数字媒体与全球网络社会研究主席、传播与媒体研究教授，也是卡尔顿大学ALiGN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和主任。她在印度尼西亚的达耶科洛特（Dayeuhkolot）出生并成长，她的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重点关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她的工作探索了这些技术和社会动态如何在公民参与、激进主义和民主进程等领域辩证地相互塑造。她以东南亚、中东及北非地区为立足点，倡导将全球南方视为关键的研究中心，并根据其自身的条件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她的主要著作包括《东南亚的社交媒体与政治》（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UP, 2024）、《根源、路线、路由器：当代社会运动的传播与媒体》（Roots, Routes, Router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Sage, 2018）和《在线集体行动：社交媒体中群体的动态》（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Dynamics of the Crowds in Social Media）（Springer, 2014）。

11/8 开幕致辞 Opening Remarks

黄孙权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 所長
Prof.Huang Sunquan
Director The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各位早上好！能够在美丽的清迈、清迈大学的校园里相聚，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刻。我想向远道而来的讲者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也感谢无法亲临现场、在线上参加的讲者们。当然，特别感谢清迈大学和ICDI的协助，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还要感谢GCC对我们拓展公共项目的支持。这一周，这座城市充满活力，举办了超过百场活动——在这里，科技、知识和文化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交融、演变。能够参与这场热烈的交流，深感荣幸。

今年是我们网络社会年会的第九年。每年我们都深入探讨与社会现实相关的主题，并邀请学者、艺术家、策展人和研究人员与我们一同探讨。

今年，我们来到了全球南方。长期以来，这个地区被北方/中心的技术和资本深刻穿透，掌控着发展的节奏，导致了“慢性贫困”，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这是依赖理论的受害者，一种“不发达的发展”。今天，流向南方未变，但增添了科技气质，由一群更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数字游民来继承六零年代嬉皮、七零年代美国的新公社主义者，九零年的新世纪旅行者的旅程。我一方面对此文化的丰富与多彩感到兴奋，但也不免忧虑，这种热带的天堂只是旧囚笼里的新梦想，难道还能禁锢一整代的年轻人理想吗？

某些加密社群喜爱的公关高手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说的”网络国家”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圣经，听起来就像要抹除现实中更深刻不平等起源的私有花园。要搞清楚，他们关心的是股份持有者（shareholder），而不是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也不要忘了，从2008年以来（金融灾难与比特币开始的那一年），全球财富收入不平等加剧，2020年全球最富有的12.2%成年人拥有84.9%的财富，2008年，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约为18.5%；到2020年，该比例增至19.3%。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西蒙·强森，在他们的著作《权力与进步》中指出，当前的“进步”再次让少数精英企业家和投资者受益，而大多数人却感到无力。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权力基础改变的情况下，更包容的技术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全球南方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包容性技术的全球多数力量。我希望这一转变能从清迈开始，甚至能从接下来两天的对话开始。

再次感谢大家！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 feels truly magical to be here in beautiful Chiang Mai, right here on the campus of Chiang Mai University. I’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our speakers who’ve traveled from afar to be here, as well as those joining us online. And of course, a big thank you to Chiang Mai University and the ICDI for making all of this possible. I’d also like to thank GCC for supporting us in expanding our public initiatives. This week, this city is alive with over a hundred events—where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culture are mixing and evolving in extraordinary ways. It’s a privilege to contribute to this vibrant exchange. 

This is the ninth year for our Annual Conference of Network Society. Each year, we delve into topics connected to our social realities, inviting scholars, artists, curators, and researchers to explore them with us.

This year, we have come to the Global South—a region initially defined geographically but now deeply embedded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scourse. For decades, it has been penetrated and controlled by Northern/central technology and capital, leading to chronic poverty—a manifestation of Samir Amin’s dependency theory, where the Global South endures a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The flows remain unchanged, but the cultural spirit here has evolved, now inheriting from ’60s hippies, ’70s communitarians, and ’90s New Age travelers, a new wave of digital nomads, with a more libertarian ethos, has taken up this legacy. I am excited by this cultural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 find this diverse culture exhilarating, but I’m also concerned: is this tropical paradise just an old cage of dreams, one that risks entrapping an entire generation’s ideals?

Balaji Srinivasan, the game player and PR darling of some crypto circles, proposed “network state” has almost become their bible. which sounds like a private paradise for those seeking to erase the origins of real-world inequalities. Let’s be clear: they’re focused on “shareholders” rather than “stakeholders.” Since 2008—starting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birth of Bitcoin—income inequality has only worsened. By 2020, the richest 12.2% of adults held 84.9% of global wealth. In 2008, the top 1% held 18.5% of all income; by 2020, that figure rose to 19.3%.

The 2024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Daron Acemoglu and Simon Johnson pointed out in Power and Progress, today’s “progress” is again enriching a tiny elite of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while most people feel disempowered. They argue that a more inclusive vision of technology can only emerge if the basis of social power changes. And that’s what I’m hoping for—that the Global South becomes the Global majority force for social changes and a driver of inclusive technology. I hope this transformation can start here in Chiang Mai, maybe even with the conversations we’ll have over the next two days.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gain!

文化与技术三部曲 Ⅱ《深圳 世界工厂｜一座创新现实主义之城》预告片

Shenzhen: The World Factory | A City of Innovative Realism, Trailer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CAA）
跨媒体艺术学院（SIMA）
网络社会研究所（INS）

总召集人

黄孙权、刘怿斯

共同组织者

焦会峰

引言

技术权力形成的北方/中心叙事依赖，使得全球南方成为单一故事，并巩固了某种既定现象，而对明显的紧张、细微的复杂和不一致的同时性视而不见，导致了一种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数位不平等的说法无法掌握此种不利数位纳入（adverse digital incorporation）的现实。经过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对于理论与现实的探求，我们企图摆脱以往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习惯，本年会议将以“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传播的空间”为主题，探讨全球南方的技术传播过程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双重张力下演变的复杂路径。

复音说明在不同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技术动态多样性。技术传播指的是技术从发源地向其他地区传递、转移以及互相影响的过程，这种跨地域流动充满了宰制与反抗的故事。空间不仅指地理上的位置，更涉及技术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与再生产。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先是政治，后为经济的学术术语，通常指那些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和国家，这些区域接受高技术成品的引入，同时提供便宜劳动力与物料。换句话说，它作为主要的劳动提供者与商品消费者，支撑了蓬勃的全球数位经济，也被生产成符合全球资本生产结构中所需要的空间，一个物质的且意识形态的空间。本次会议将聚焦东南亚地区，探讨技术如何在这些区域中相互驯服而有当今的数位星球样貌。

会议将通过四个专题讨论来深入技术传播的多维度。首先，全球南方是制造的，以及被制造的“世界工厂”；其次，移动通讯与可携式设备的连接性建构了不同身份与社群可能；第三，社会性媒体正在改变社会关系与经济模式；最后，Web3与区块链技术以及AI，浮现了一个新地形：人民对掌握自身财富的希望与国家政体控制人民的欲望同时加速。加密货币持有者所热衷脱离国家控制的网络城市，与每个国家都极力发展的国家主权式的AI布局，正在形成某种对冲的力量。

在这山壑起伏之中，拥有技术者将登上峰顶，而脱节者跌入谷底，或甚有之，人类最终只是AI的养分，而人道（humanity）成为未来梦想亟待抛弃的本性。若非如此，全球南方是最有机会绘出此新地形图之希望的区域。

时间

2024年11月7日-9日

地点

泰国清迈市清迈大学（CMU）
信息技术服务中心201室（ITSC Building）
RX33+C6J, Tambon Su Thep, Mueang Chiang Mai District, Chiang Mai 50200, Thailand
GPS坐标：18.803633, 98.953058
谷歌地图导航、苹果地图导航

直播地址

B站直播

YouTub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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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欢迎！如参加活动，请点击这里注册

活动议程

时间 (UTC+7)

11月7日

09:30-16:00 城市之旅-清迈
集合点：拜斯里玛雅酒店（Baisirimaya Hotel）
导航地址：21, 109, Chang Phueak, Mueang Chiang Mai District, Chiang Mai 50300, Thailand
GPS坐标：18.809342, 98.963738、谷歌地图导航、苹果地图导航

17:00-21:00 特别活动：Pop-Up City | 四海社区（4Seas）
活动地址：4seas Mountainview
导航地址：81 Ban Pong, Hang Dong District, Chiang Mai 50230, Thailand
GPS坐标：18.747220, 98.889650、谷歌地图导航、苹果地图导航

11月8日

信息技术服务中心201室（ITSC Building）

08:30-09:00
开幕致辞：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黄孙权教授 / 清迈大学国际数字创新学院-Somchai Sriyab副教授 / 全球华人数字共享社区-朱聿欣（美国区负责人）
文化与技术三部曲II《世界工厂：深圳》预告片

板块一：制造南方

09:00-10:00
演讲议题：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中韩早期信息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
发言嘉宾：王洪喆

10:00-11:00
演讲议题：情感与算法——解开社交媒体政治的数字核心（线上发言）
发言嘉宾：Merlyna Lim

11:00-12:00
演讲议题：垃圾佬——以再利用作为平价电子产品的来源
发言嘉宾：周蓬岸

板块二：流动的联结性

13:30-14:30
演讲议题：全球本土的亲密关系——全球南方对移动中介关系的理论化
发言嘉宾：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14:30-15:30
演讲议题：流动社群——NFT市场、移动方法与传播
发言嘉宾：Tom McDonald

15:40-18:30 清迈大学 & 中国美术学院 研究生论坛
任柄霖｜傅瓒的游戏历程：解码手柄上的计算机启蒙
许可｜数字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南方：消失的社交媒体和中国启示
姜奕竹 李程锦｜创新还是模仿？重思山寨的转变轨迹
韩佳欣 仝昭祥｜“无奋斗，不龙华”，龙华汽车站田野调查
张祁锴 | 信任机制：亚洲以太坊社区的价值协商尝试
穆罕默德·伊利亚斯｜通过点对点（P2P）能源交易和区块链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转型
焦会峰｜真菌协议：可持续的公共产品
讨论环节

11月9日

信息技术服务中心201室（ITSC Building）

板块三：社会性媒介

09:00-10:00
演讲议题：数字行动主义与男性权益运动的民粹主义浪潮（线上发言）
发言嘉宾：廖雪婷

10:00-11:00
演讲议题：平台、劳动力与中介动态
发言嘉宾：Cheryll Ruth Soriano

11:00-12:00
演讲议题：社交媒体与泰国佛教的相互作用
发言嘉宾：Patchanee Malikhao

板块四：新地形

13:30-14:30
演讲议题：Web3与区块链游戏：一种南方视角
发言嘉宾：Saskia Witteborn

14:30-15:30
演讲议题：消除数据偏见以构建包容性技术（线上发言）
发言嘉宾：Payal Arora

15:30-16:30
演讲议题：当人工智能遇上Web3：共筑可持续数字经济
发言嘉宾：朱飞达

16:30-17:30
演讲议题：数字经济3.0：颠覆性演进
发言嘉宾：Anukul Tamprasirt

17:30- 闭幕派对
活动地址：1F,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Digital Innovation, Chiang Mai University
导航地址：239 Nimmanahaeminda Road, Suthep, Muang, Chiang Mai 50200, Thailand
GPS坐标：18.793800, 98.967329、谷歌地图导航、苹果地图导航

协办单位

清迈大学国际数字创新学院 (ICDI)
国际数字创新学院（ICDI）隶属于清迈大学（CMU），旨在成为东盟地区数字创新与金融科技领域知识开发的领先创业学院。

清迈大学区块链协会 (CMUBA)
清迈大学区块链协会（CMUBA）是一个专注于培养对区块链技术有深入理解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的组织，其使命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来改善亚洲地区的福祉。

支持单位

全球华人数字共享社区 (GCC)
全球华人数字共享社区（GCC）成立于2023夏，是首个专注于在华语社区捐赠公共物品和开源项目的非营利性Web3公益基金。

四海社区（4Seas）
四海社区（4Seas）是由海外游牧华人创立的，建设初创社会的清迈在地加密社区。四海社区希望打造一个探索和创新治理、身份认同及可持续经济系统的实验平台。

推荐活动

ICDI: https://icdi.cmu.ac.th/News/ComingUp.aspx
CMUBA: https://cmuba.notion.site/Events-Happening-8668c2b17d774313b9f7db8d76260426
4Seas: https://4seas.notion.site/Pop-up-City-Season-ca8469aadc264b039846498fc88f49e0
GCC: https://www.gccofficial.org/project
Devcon 2024: https://devcon.org

工作团队

崔雨、郑叶颖、叶云鹤、任柄霖、韩秋霞、李梦书、严正皓、田沛松、赵佳菁、朱颜、仝昭祥、王婧洁、马雅、边子晟、韩佳欣、姜奕竹、李程锦、阮璐欣、江子祎、许可、陈苏元、李宜

视觉设计

李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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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本来约在斯坦福大学里的咖啡店，后来转至Palo Alto的酒吧，也就是他文中提及的一间酒吧，与Lee Felsenstein一起，又聊了几个小时。他的善谈开启了愉快的探访，使得历史与现在无比亲密。于是我们可以稍稍理解坐在酒吧坐在我们身旁人群，老嬉皮、科技新贵、金融黑帮的人们，如何在一个七万人的小镇上，成为今天控制世界最重要力量的一群人。

＊＊＊

访谈全文：

采访 / 黄孙权 崔雨 蔡泽锐
翻译编辑 / 黄孙权 刘怿斯

INS：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书中的文化框架。就像你书里写的《民主的环境》以及《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你阐述了科技作为一种媒体形式的概念。我们喜欢文化如何重塑媒体的想法，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情景。你能更多地谈谈你研究中文化框架的根源吗？为什么它们变得如此重要？

Fred Turner：让我稍微谈谈，关于两本书中《民主的环境》和《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中的文化框架。我们常常对自己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媒体技术的出现就会改变一切。特别是在硅谷，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故事。但是当你真正接触并观察这些技术时，你会发现不同的社区——艺术家、思想家、政治人物、活动家——他们发现这些新技术，开始与之互动，然后开始用新技术重新想象自己现有的计划。你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在反文化方面最为明显。

你知道，当反文化在60年代出现时，他们延续了40年代军事研究圈学到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组织方式的想法。在这些观点中，控制论和计算机描绘了一个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政治的世界。一个我们只需要互相发出信号，机器就能相互通信的世界。如果我们也是机器，那么我们也能相互通信。所以，1960年代有一种源自科技界的社会愿景流行起来，但这是一种不再需要政治的社会愿景，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共享我们的思想，只要通信即可。

在我使用的框架里，技术并不是真的被用作其原本的用途——即通信工具，而是成为了一个我称之为“社会原型”的模型。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组织社会的原型。而像反主流文化这样的社群会采用它，并用它来推广他们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生活方式。

INS：在这个框架内，文化和技术似乎是相互交织的。你如何看待更广泛的国际文化影响？

Fred Turner：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二战后，认为技术是一种独特的美国产品。我们会将技术和消费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世界将吸收它，并改变他们的政治体制。这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如你们所知，尼克松在此后去了中国。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帮助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民主国家吗？这是一种深深的民族主义幻想。我认为它仍然与技术紧密相连，但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实际情况更加国际化。

目前，硅谷超过50%的居民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硅谷一半的居民今天在家里所说的语言不是英语。硅谷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地方。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航空旅行的兴起和新媒体技术的兴起，首先是电视和有线电视，现在是互联网，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人接触国际思想大为增加的世界中。

在1970年代，我的家庭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中国研究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是在1970年代，那时我想，哦，天哪！我和我的姐妹们整天都在问她问题，这让她很疲惫。她人很好。今天甚至不需要问问题，社交世界的融合要深远得多，而且更加多样化。这创造了各种新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和借鉴其他地方的文化设计。当然，我们也可以向其他地方输出美国的文化设计。

你知道，我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情之一，我也认为这也是让人们紧张的事情。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时代时，他们对我非常生气。嗯，弗雷德，文化挪用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让每个群体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但我要说的是，生活不是那样运作的。印度音乐可以传到美国，深圳制造也可以传到美国。同样地，硅谷高度个体化、非常个体化的制造风格也可以传到其他国家。

说了这么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总是说有一个基础和一个上层建筑，而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和文化上层建筑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基础。

也就是说，技术确实有影响力。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一个我们称之为“大规模个体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过程。在1940和1950年代，人们担心电影院会让所有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产生同样的想法，我们非常担心大众社会的趋同性。然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情况：全球正在推动个体化的进程。我们口袋里都有手机，可以随时连接到互联网。我在网上说一句话，30秒后就可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过去，拥有广播的能力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电视台，而如今，只需要一部iPhone。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差异令人惊叹。同时，我们的媒体信息也变得截然不同。我敢打赌我们都有TikTok，或者类似的应用。我打赌你的TikTok和我的TikTok内容完全不同，这很有趣，对吧？所以，我们拥有这些高度个体化的媒体系统。

这种个体化又与其他两个现象紧密相连：消费品和交通运输。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品日益多样化、全球制造和流通更加广泛的世界中。现在很难判断某一件商品到底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孟加拉国制造的。在时尚界，这一点尤为显著，因为人们不断追求新的分类和设计，这也加强了个体化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日益便捷的交通工具，比如飞机。我无法向你描述如今的旅行世界与我成长时有多大的不同。当我小时候，坐飞机是一件非常正式和罕见的事情，我大约十岁时全家坐了一次飞机。我们都穿着西装和裙装，我的父母穿着礼服，在机场下车时，妈妈还会帮我整理头发，因为那时旅行是一种极其奢华、非常特别的体验。现在，搭飞机就像是从一个大陆乘坐公共汽车到另一个大陆，极大地增加了文化交流的频率和文化差异的价值。

所以，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差异、大规模个体化、以及支持这一切的技术正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时代。同时，每个社会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一变革，但我认为这些力量在各个社会中是相当相似的。

INS：你觉得现在的文化越来越趋同了？

Fred Turner：是的，也不是。我并不是说社会越来越相似，不，压力或许非常相似，但不同的社会对它们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我认为，你可以反驳说，消费文化正在全球化且变得相当相似。我去过上海，即使是20年前的上海，人们的穿衣风格也部分源于欧洲的影响。

你知道，我确信你也知道，我们正在关注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很快我很可能会开一辆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这真是太棒了！所以，在消费文化的某些方面，确实有趋同的趋势。然而，仅仅因为你穿了一件法国衬衫，或者在美国听非洲音乐，并不意味着你改变了你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努力保护其传统文化，并试图通过使文化保持相对稳定的方式来应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我总是感到惊讶，尤其是在欧洲工作时，彼此相邻两千年的国家之间，文化竟然仍然如此不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即使在中国，我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也知道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极大。

INS：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斯图尔特·布兰德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预见未来的先知，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象征。那么，你对布兰德的传奇怎么看？

Fred Turner：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斯图尔特·布兰德是谁。斯图尔特·布兰德出生于二战后不久，在1960年代初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那时他认为冷战和核毁灭随时可能发生。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渴望长大后不再以等级制、工业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似乎正是导致核毁灭的元凶。

然而，在成长过程中，他并不想放弃那些带给他快乐的技术，比如电视、收音机、音响，甚至后来的LSD。他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核心成员，加入了肯·基西的“欢乐捣蛋”团队。但是他最为人知的是创办了《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现在可能看起来有些古怪，我很乐意随时给你一个近距离的观看。

这本《全球概览》首次出版于1968年，当时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的妻子洛伊斯拜访了一系列的公社，去看看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这是布兰德当时一个重要的举动。他还是一个社会学者称为“网络企业家”的人，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之间创造了交汇点，通过一个事件或出版物将这些网络联系在一起。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开始使用相同的语言，布兰德也能用这种语言去描绘愿景，于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远见的人。

我认为他有些像P.T.巴纳姆（ P.T. Barnum）之于马戏团的角色。他不是马戏团演员，但没有他，马戏团就不成其为马戏团。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全球概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大约在1966至1973年期间，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社建设浪潮，几乎有一百万的美国人离开家园，搬到公社生活，他们开始与非亲属的人共同生活，搬到乡村。

布兰德看到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发生，他说，我要为这些人提供工具。然而，他并没有直接销售任何东西，而是列出一系列可能需要的工具，并告诉你如何找到这些工具。你无法通过这本目录买到任何东西，而是能够看到你可能需要的物品，找到获取它们的方式。史蒂夫·乔布斯后来认为，《全球概览》是谷歌的先驱，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对吧？ 事实上，亚马逊的第一个程序员也是《全球概览》的成员，所以这本书对科技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感兴趣的是他对“工具”的理解。如果你要回到农田，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比如拖拉机、吉普车、锄头、铲子等。然而，《全球概览》里80%的内容其实是书籍。这是最后一期全球概览的第322页，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计算器——为什么要用巨大的计算器呢？你还会看到一本书，比如《控制论的意外发现》或《数据研究》。为什么公社农场需要进行数据研究？这很不可思议吧？我的意思是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派人去农场，他们不会这样使用电脑，对吧？

答案是，对布兰德和他的社区而言，他们试图实现一种来自军事工业世界的梦想——这个梦想是消除政治，消除等级制度，成为如计算机的存在。我们可以分享信息、分享数据，看到一个通过看不见的系统相互连接的世界，他们称其为“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我们可以在我们专属场所建立一种新型社会。那个想法是科技世界和和反文化事物的融合，而布兰德的角色在于，他主持了这场对话。

你知道的，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们把美国革命的英雄搞错了。我们常谈论乔治·华盛顿，但其实我们应该谈论的是他的妻子玛莎·华盛顿，因为她在家中举办晚宴，把革命者们聚集在一起商讨大计。斯图尔特·布兰德就是科技界和反主流文化界的“玛莎·华盛顿”——他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提供了讨论的平台。

因此，我认为追问布兰德到底是“远见”还是“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最合适的。他是一个聚集者，一个如巴纳姆般的角色，一个为他周围正在发生的马戏团发声的人，他擅长找到适合马戏团的演出，重要的演出，他擅长发现辩论的前沿。

而且他也是一个迷人的家伙 你知道我遇见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遇见他时，他对我非常开放。他让我读他的日记，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那些日记非常的私密。他让我接触到一切，他是一个我认为，深信于开放性的人。这种开放性既是反主流文化的，也是控制论的，你可以在如今的硅谷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中，听到那种开放的回声。我非常钦佩这一点。我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与斯图尔特·布兰德持不同意见，但撇开这些不谈，我非常钦佩他开放的心态，和能够团结不同社群，推动事物发展的能力。

INS：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性别批评和科技批评。从性别角度出发的批评指出《全球概览》这样的平台被白人男性主导强化了保守的文化规范和阶级权利动态，您如何看待科技在延续或挑战这些这些文化和权力动态方面的角色？

Fred Turner：太好了。我非常同意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她们认为科技世界在起源时是一个男性主义的地方，并且男性主义的互动模式被融入到了系统中。仇视女性主义在当今互联网社区中是一种组织力量。但我想要做的是区分”社区”和”机器”。如果回顾反文化，特别是斯图尔特·布兰德所参与的部分，那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世界。一个非常男性化，非常顺性别的世界。我研究反文化的一个原因是，我刚完成了一本关于越南战争的书，那个故事是如此悲伤和令人心碎，我必须得找点开心的事来做。我知道了，我来研究嬉皮士和公社，他们应该是快乐的。于是我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开始和那些住在公社里的人交谈。他们却非常不开心。事实证明，公社是规则被抛到一边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我称为“酷炫统治”。你会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有魅力的男性运作一切，而女性则被压制。当我们去斯图尔特公社的时候，你知道嗎？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妻子洛伊斯对我说，她说：「看，弗德，斯图尔特会去大房间，他们会和男人们一起做重要的决定，我和其他女人，我们去后面的房屋里，往水里加漂白剂，这样人们就不会生病。」

这是一个非常分隔的世界。公社的另一件事是，它们非常的白人化。虽然没有正式的种族歧视，但有很多非正式的排斥。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人们只想和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这通常意味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或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我看过的大多数公社都没有有色人种，所以考虑到这种共同的起源，也许不足为奇的是随着这一代人进入加利福尼亚的科技世界，他们带着一些这个世界的无声假设。在科技界，我经常看到一些在公社中也曾见过的东西。在公社里，当你取消规章制度，当你去除官僚主义，消除了机构，然后你就说，啊 ！这里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你会看到美国文化中最糟糕的规范，你得到了被放大（强化）的郊区，你让男人支配女人，这是非常传统，非常白人至上的，非常男性主义的。在科技界，當人们呼唤像Facebook或Instagram这样的与朋友分享的系统时，他们也在呼吁建立这种反制度，反官僚主义，我甚至认为是反民主的逻辑。他们呼唤一个魅力的世界，一个与属于和他们自己相似的人的世界，一个甚至歧视也不需要正式地发生的世界，因为它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一直存在。我认为这种驱动力有助于新右派在美国的崛起，并且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科技界仍然存在高度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现状，取决于你所处的科技领域。我的意思是，情况非常复杂。

我曾经在Facebook待了很长时间，当它还叫Facebook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看着所有的工人走进总部，我就坐在门口观察着，许多不同的族裔，非常的多元，绝非大多数都是白人，而且也非常国际化，但在职业上并不一定非常多元化，所以事情变得复杂了。

我和摄影师Mary Beth Meehan合作了一本名为《看见硅谷》的书。我们试图展示硅谷的工人阶级长什么样子。这是一位在那里经营塔可莉亚店的女性，我对这本书感到非常自豪。有趣的是，当我们试图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时，没有一个美国出版商愿意碰它他们说，这不是硅谷，理工男在哪里？马克·扎克伯格在哪里？埃隆·马斯克在哪里？

这正是我们要表达的，作为美国人，我们学会了看那些推动这个行业的精英白人男性。我们已经忘记了所有在这里工作且生活截然不同的有色人种。这是一位美洲原住民女性，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程序设计师，但鲜有人认识她。你可能知道，在硅谷我们有一个严重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我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周围都是拖车，人们就像这样住在拖车里，因为住房太贵了。所以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反主流文化的动态是否已经成为硅谷精英企业家的动态？如果是的话它们又让我们看不到什么？我认为他们不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是如何制造不平等的。

就像在1960年代，公社创造了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由顺性别，白人男性主导的世界。硅谷正在创造一个比其领导人声称的更加不平等的世界。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INS：与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艺术形式的反抗运动相类比，尽管两者都以共享技术乐观主义为特征。你如何看待现在的硅谷文化？

Fred Turner：要回答你有关今天硅谷抵抗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顾一下1960年代。我一直以为在1960年代只有一个反主流文化，我以为白天是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晚上则是服用LSD。然后起床重复这个过程。所以我认为文化和政治的抗议是一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抗议方式。其中一种是伯克利的新左派在真正寻求参政组织政党来改变政治制度，另一种是旧金山的新公社主义者，他们不想从事政治，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只是获得技术、LSD、音乐，并且思想交流，拥有新的意识，这就是未来。

硅谷的幻想是，我们将通过不断改进的通信技术来实现变革。这是一种对科技公司经营者非常有利的幻想。如果你想在硅谷抵抗科技，你不能只作为一个使用者抵抗科技，你必须在工会中抵抗科技，你必须抵制机构中的技术，你必须走新左派的道路，而新左派的路线很像伯克利的路线。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科技工作者现在组成工会，甚至高管们现在也在组成工会，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新的。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科技行业的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是产业工人，而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惊奇的设备和驱动它的反文化的神奇继承者。

INS：如果你能给今天的硅谷取一个新的名字，你会怎么称呼它？

Fred Turner：哦，天哪！这真的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难题。让我们想一想可能的答案，我们称这里为硅谷，是因为这里生产芯片，我们往往忘记，这个地区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地理区域之一。整个谷地都有超级基金污染地点，超级基金污染地点是美国最严重的污染地，被公司遗弃，现在由州政府支付清理费用。我们這個县（郡）是美国所有县里超级基金污染地点最集中的地方。我想上次查的时候，我们有17位亿万富翁，所以我们可以称之其为”极端不平等和普遍污染的美丽山谷”。这有很多的词语，在称为硅谷前它被称为”心之乐谷”，就是这样被称呼的，它被称为心之乐谷，它是一个农业区域。我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在1954年之前都是农田，而心之乐谷现在，我不知道，也许制造不平等之谷？我不确定。

INS：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硅谷的文化和技术。回顾一下硅谷的现代文化，你会如何描述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文化和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产生共鸣？

Fred Turner：硅谷的一个错觉是，你只需要考虑到硅谷的技术和文化，但是有一个第三要素，我们必须要整合进来，这对今天的硅谷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商业。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盈利地区，它有意识地和明确地，采用自己的神话和历史来掩盖巨大的财富累积。所以，一方面在硅谷本地，我们有一种互相交流的文化，公司之间的界限非常开放，你可以和任何地方工作的人交谈。我会出去喝啤酒，坐在酒吧里，听到一些来自谷歌的惊人对话。我会想，你不应该在这里谈论这个，所以非常开放。但同时，也非常以利润为导向，而以利润为导向的部分体现在公司面向外部时。你会想到Facebook或者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它们本质上是采矿企业，就像我们过去开采煤矿，过去开采化石燃料一样，现在我们进入社交世界，开采我们的互动并将其作为在线产品转售，并附加广告。我们在硅谷告诉自己，我们正在通过让人们互相沟通，成为可能的方式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对没有政治只有共享思想的旧反文化梦想的复活，一个分享思想的世界，但这都是胡扯。这只是宣传，这是一种销售新的营销策略的方式被著名学者Shashana Zuboff 称为《监视资本主义》那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至少在硅谷，这是我们正在输出的文化。

最后要说的是，在关于Facebook或Google等地方的报道中，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用户都是平等的。看吧！我们为所有人开发了一项新技术，也许他们是这样做的，但他们开发的是使多数人失去财富的技术。大多数人成为了数据开采的来源，只有少部分人从中获利。这很像20世纪初煤矿工人砍伐山脉的情况。人们在矿井里工作，承受伤病，而矿主则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两面的情况。因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我认为我们真的是处于另一个掠夺性的工业时期，但我确实认为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同时记住这些变化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我们之前谈到的大规模个体化，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我认为媒体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一个非常小的乡村长大，在那里，那些个性阴柔的男性在他们小时候会被打。我看着我的女儿从八年级毕业，她当时13岁，她的一个朋友站在舞台上谈论，自己作为一个13岁的同性恋女性的经历。这在一代人之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这是因为媒体，因为互联网，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方式，所以一方面，是的，影响通常是相当负面，但并非完全负面。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

INS: 你对人们谈论历史和艺术感到非常有趣，你如何看待1960和70年代的硅谷？你如何看待那个时期的视觉文化或形象变化？

Fred Turner：硅谷的视觉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年代 机器和文化都是不同的。那时的机器往往非常大，占据整个房间，有些笨重。人们才刚刚开始能够进行可视化绘图之类的事情，那时仍然非常集中于数字和单点应用。相比之下，这里的艺术场景，虽然很小，但却充满了手绘和嬉皮风。所以早期的苹果宣传材料，如果你能回头看看苹果最早的小册子都是手绘的，感觉就像是你的朋友给你的一幅图画。因此美学上的理念是：看呀！这些超级高性能的机器真的属于我们这个低调，回归自然，手写的世界。

这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0年代开始，火人节便出现了。但我认为火人节是新美学的一个很好的代表。火人节是一个有7万人参加的节日，他们在沙漠中建造了一座城市，你住在不同的营地，不同的社区。你创作艺术，你创作了这些大型的以技术为中心的艺术形式。在硅谷艺术是相当高科技的和难以实现的，在那个沙漠中工作非常困难，非常的炎热，沙漠的沙子本身有点有毒，非常的痛苦，但人们还是做到了。我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 好吧，你知道，在这里，我基本上可以实现硅谷的价值观。他们告诉我这是在工作中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做，这是我的，我拥有它。所以你在硅谷有些项目团队正在制作高科技艺术，然后这些艺术有时会被送回旧金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手工制作真的改变了。

INS：你是否将Web3和区块链视为技术乌托邦传统的延续，还是它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Fred Turner：不，它们是技术乌托邦的一部分，尤其是区块链。它是一种幻想，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这个幻想是 ，再次强调，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的幻想，一个在这个世界中，技术和与技术合作的善良人们，可以取代不言而喻的权力至上的政治世界。我不认为这是有效的。区块链还没有显现出取代其他机构的能力，恰恰相反，你会看到区块链中出现了各种滥用行为，因为它是非机构化的，因为它没有受到监管，就像你曾经在股市中看到的那样。

所以，记住，我在斯坦福大学教书，这所大学培养出了山姆·班克曼-费里德。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山姆，山姆在比特币中进行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骗局。他之所以在比特币中进行这个骗局，部分原因是这个行业基本是不受管制的。所以，不是，也许比特币真的是一种新的货币，很棒，但比特币会为大众创造出更幸福的社会吗？我非常怀疑。

INS：我们都知道当今科技界有很多问题。你认为，是否存在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方式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呢？

Fred Turner：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能给出的答案范围要大得多，但我会试试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呢？

近几年，几十年来，在硅谷，我们一直有一个幻想，即如果我们搭建某种技术，我们曾经称之为“意识技术”和“通信技术”，然后将它们建造得足够大，并将它们传播到全世界，一个新的、更民主的世界将会出现。我们看到这并不是真的。埃隆·马斯克目前控制着几乎所有“星链”所需的卫星，这是美国政府为乌克兰提供帮助的技术。我们依赖于单一的私营企业去运作，基本上是国家运作的项目。你可以看到这种私有化的趋势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在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方法来建立能够利用科技、限制科技，并改善我们生活的机构。我不认为技术增强的通信一定能使我们自由。它使我们个体化，但这于自由不同。

自由取决于拥有确保资源更平等分配的机构，确保在集体需求时，能以某种方式代表这种需求，而不仅仅掌握在一个领导者手中。你可以在科技领域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看到这种私有化的冲动。在美国，私营公司正试图接管学校系统，他们试图接管医疗保健，他们已经接管了医疗保健。

我们如何拥有代表集体利益的机构？我们如何公正而有效地实现这一点？这是我认为的问题。我认为，你现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是，不同的政治体系竞相提供这种机制。我认为每个系统都有一些优势，其中许多，包括我们自己的体系，倾向于独裁寡头统治，这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走向何方，但我认为答案在于政治，而不是技术，尤其是不要将技术用作政治的替代品。

附英文原问答稿

I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al frameworks in your book. Like in your book, The Democratic Surround and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you articulated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as a form of media. I like how culture reshapes media.It’s specific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roots of the cultural frameworks in your research? Why are they so vital?

Fred Turner: So, let me say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ultural frameworks in both books, The Democratic Surround and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We often tell ourselves a story that media technologies arrive and change things just by arriving. Especially in Silicon Valley, that’s a very common story, but when you actually get up close and look at the technologies, what you find are different communities of artists, thinkers, political people, activists who discover these new technologies, start interacting with them, and then begin to reimagine their own existing projects in terms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you can see this most clearly, I think, with, oh, let’s see, I suppose with counterculture.

You know, when the counterculture comes along in the 1960s, they’re carrying forward a series of ideas about the way the world is organized t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 military research world of the 1940s.And in these ideas, cybernetics computing depicts a world without hierarchy, without politics, a world in which all we need to do is signal one another, and the machines will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s if we, too, were machines.

There’s a kind of social vision that comes to the 1960s from the tech world, but it’s a social vision in which we no longer need politics. All we need to do is share our minds.All we need to do is communicate.In the framework that I’m using there, the technology isn’t really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yet; it will be. Rather, it’s a model, something I actually call a social prototype. It’s a prototype of a way we can organize society, and communities like the counterculture take that up and use it to promote a way of living that they otherwise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INS: Within this framework,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ppear to be intertwined. How do you view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mpacts?

Fred Turner: This is a really challenging question. So, I think a lot of Americans, especially right after World War II, thought that technology was kind ofa uniquely American product, and that we would export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culture to the world. The world would absorb it, and would change their political systems.Certainly, that was true in America’s view of China in the 1960s and 1970s. You know, finally, when Nixon went to China, after that we thought, “Well, if we just help China open up markets, China will become a democracy, because doesn’t everyone want to be a democracy?” And this is a kind of deeply nationalistic fantasy. That still clings, I think, to technologies. Bu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r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Silicon Valley, more than 50%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were born in a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at home. Silicon Valley is a fully international place. And since the 1970s, with the rise of air travel, the rise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first television and cable, and now the internet,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our access, Americans’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ideas, is greatly enhanced.

So in my family in the 1970s, we had a visiting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and I had never met a Chinese person, like a real Chinese person. It was in the 1970s. It was like, “Oh my gosh!” My sisters and I just asked her questions all day long. She was so tired of it. She was very nice. Today, it’s not even a question.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world is much more serious and much more diverse. That creates all kinds of new opportunities. We can see and borrow cultural designs from other places, and of course, we can offer cultural designs from the States to other places too.You know, I think, that’s that’s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gs about this time. I think i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kes people very nervous. When I say to my students, that we live in an age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ey get really angry with it. They say, “Well, Fre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is bad. We need to allow each group to have their own authentic culture.” And I say, “Life doesn’t work like that, you know.Indian music can come to the States, you know, Shenzhen manufacturing can come to the States.” And by the same token, the highly personalized, highly individualized style of manufacturing, that we have in Silicon Valley, can and does travel to other countries.

Having said that, that was all about the power of culture.In that sense, I’m an anti-Marxist. I think thatMarx always said that there was a base in the superstructure. I think today in the Internet era, culture and cultural superstructure is a new kind of base. That said, technologies do have impact,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can see, I think,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is a process that we can call mass individualization. And it’s a really powerful process. In the 1940s and 50s, we were worried that cinema would make all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just think the same thing. We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mass society. Today we have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going on. We have a kind of global push toward individuation. We have cell phones in our pockets. We have instant internet contact. I can say something online and it can be in China in 30 seconds. That’s incredible. It used to be to have broadcasting power, you had to have a television station.

Today, all you have to have is an iPhone. That’s an amazing difference.Likewise, of course, our media feeds are very different. I bet we both have TikTo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bet your TikTok and my TikTok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at’s fascinating, right? So we have these highly individualized media systems. That in turn couples up with two other phenomena. I think one is consumer goods and the other is transportation.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consumer goods are becoming ever more differentiated and ever more globally manufactured and circulated. It’s very hard now to tell whether something was made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angladesh, and you can see it in fashion. The kind of constant seeking for new, new, new divisions that enhances this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Along with that, we have transportation. We have airplanes. I cannot tell you how different the travel world is now than when I grew up. When I grew up, to go on an airplane, it was like, my family went on an airplane when I was about 10. We were dressed in suits. My sisters wore beautiful dresses. My mother and father dressed in a suit and a dress. We were very formal. We were very careful in how we presented ourselves. My mother combed my hair when we got out of the car at the airport. Because travel was so rare, so luxurious, so special. Now it’s like we all ride buses from continent to continent. That in turn increases both the frequency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So I think we live in a time when cultural difference, mass individuation, and technologies that support that are driv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many societies. And each society is dealing with i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ir history, but the forces, I think, are quite similar across societies.

INS: Do you think that today’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come more and more the same?

Fred Turner: No, I don’t. I don’t mean that societies are ever more the same. No, I think the pressures are very similar, but societies react to them in very different ways.I think that, you know, you could argue that consumer culture is becoming globalized and quite similar. You know, I’ve been to Shanghai, and even Shanghai 20 years ago, people were dressing with styles borrowed from Europe. And you know, I’m sure that, you know, I know that we’re looking at Chinese auto manufacturers, and sometimes quite soon, I’m quite likely to be driving an electric Chinese car. Okay, great. So consumer culture might be leveling in that way, but just because you are wearing a French shirt, or here in the States, maybe listening to African music, does not mean that you’ve changed your culture. I think we can see strenuous efforts in different nations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to try to manage the changes that are underway in ways that keep the culture somewhat similar. I’m always amazed.

I work in Europe a lot, and I’m always amazed when I’m there how different the cultures are in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next to each other for 2000 years. How do they do that, right? And, or even with what littleI know about China, within China,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re very different.

INS: So, the third question is actually about Stewart Brand.Stewart Brand is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world.And people actually have very different opinions. Some people view him as a visionary who anticipates trends, while other people recognize him as an icon presenting extreme individu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hat’s your perspective on the legacy of Brand’s creations?

Fred Turner: So let’s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who Stewart Brand has been. Stewart Brand was born not long after World War II, went to college at Stanford in the early 1960s, at a time when he thought the Cold War nuclear holocaust was about to happen at any moment. And like other members of his generation, he wanted to grow up to become an adult who did not have a kind of hierarchical, industrial, military way of living, of the kind that seemed to have produced the nuclear holocaust.  But he also wanted to grow up in a way where he didn’t have to get rid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had given him so much pleasure: television, radios, stereos, and very soon after that, LSD. And, you know, he became a central member of the counterculture. He joined Ken Kesey’s Merry Pranksters, most famously. But what he was best known for was creating this: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This might look a little bit funky now, and I’m happy to give you a close-up view at any point.

But so this was published first in 1968, and it came about when Stewart Brand and his wife Lois went to a series of communes to see what kinds of tools people needed. And this is the quintessential Stewart Brand move. Stewart Brand is, what a sociologist would call, a network entrepreneur. He finds the place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s, creates an event or a publication that brings the networks together. And then once they come together, the network starts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And once they do that, he can speak it too, and so suddenly he hears the visions around him and can be credited as a visionary.

I would argue that he’s a little bit like P.T. Barnum was to the circus. He’s not a circus performer, but without him, there’s no circus. That would be my take. So,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is interesting. From 1966 to 1973, more or less, was the largest wave of commune building in American history. Almost a million Americans leave their homes and move to communes. They start living with other people to whom they weren’t related; they move out to the countryside. Brand sees this moment going on, and says “I’m gonna give them tools.” But what he does is he creates a list of tools, and then shows you how to get them.You can’t actually buy anything through this catalog, All you can do is see things that you might need and figure out how to get them for yourself. Steve Jobs would later argue that this was a forerunner of Google, right? And it makes a certain amount of sense. Amazon’s first programmer was part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team. So it feeds directly into the tech world. But what’s interesting to me is what he thought a tool was. If you were going back to the land and working on a farm, what kind of tools would you want? Yeah, like a tractor, a jeep, a hoe, a backhoe, something to dig with, a shovel. Me too. That’s not what’s in here. What’s in here—there’s some of that—but 80% of what’s in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is actually books. So here’s page 322 from 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look what they’ve got for tools: this is a giant calculator. Why do you need a giant calculator? Right?  Why do you need that? Or why do you need a book?I think, where is it? It’s called Cybernetic Serendipity. Here it is: Data Study. Why do you need to do data study on a commune farm? I mean, this is the same time when Mao is sending people to the farms. They’re not using computers like this.  Why?

And the answer turns out to be that for Stewart Brand and his community, they were trying to live out a dream that actually cam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world. And the dream was one where we could do away with politics, do away with hierarchy, and instead become literally like computers: we could share information, we could share data, we could see that the world was interconnected through invisible systems, and we could call that whole business “consciousness.” And from that consciousness, we could build a new kind of society in our set-aside places. All right. That idea is a fusion of tech world thingsand countercultural things, and Brand is important because he hosts that conversation.

You know, I like to say a lot, like, you know, that I like to say that we got the hero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rong. We always talk about George Washington, but the person we should be talking about is Martha Washington, his wife, because she has the dinners at the house where all the revolutionaries come together and make their plans. Stewart Brand is the Martha the tech world and the counterculture.He brings these folks together and has the dinners, and this is one of them.  So, I don’t think it’s quite the right question to ask whether Brand is a visionary or a problem. Brand is a gatherer, a Barnum, a spokesman for a circus that is happening all around him. He is a genius at finding the right acts for the circus, the important acts for the circus. He is a genius at spotting the leading edge of debates, and he is also a fascinating guy. You know, when I met him, he was very, very open with me. He let me read his diaries, which is an incredible thing – very intimate diaries. He gave me access to everything. And he’s somebody who, I think, deeply believes in openness in a way that is both countercultural and cybernetic, and you can hear echoes of that openness in the way that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I very much admire that. Now, I disagree with Stewart Brand on many political issues, but setting that aside, I very much admire his openness and his ability to gather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gether to move something forward.

INS: So this question is about gender critics in the technological movement. The question is critiques have emerged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sserting that platforms like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ere dominated by white males, reinforcing conservative cultural norms and hierarchical power dynamics. How do you perceive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ither perpetuating or challenging these aspects of culture and power dynamics?

Fred Turner: Great.So, I very much agree with feminist critics who argue that in its origins, the tech worldw as a masculinist place, a nd masculinist modes of interaction were built into the system. It’s also very clear that misogyny is an organizing force among different internet communities today. But what I want to do is distinguish the communities from the machines. If you go back to the counterculture, especially to the part of it that Stewart Brand is a part of, it is a deeply masculine world, a very male world, a very straight world. One reason I studie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that I had just finished a book about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story about the Vietnam War was so sad and heartbreaking.I’m like, “I have to work on something happy. I know, I’ll work on hippies and communes, and they’ll be happy! And so then I go and I do that work, and I start talking to people who lived on communes, and they’re very unhappy. It turns out that communes are places where rules get pushed aside, and instead of rules, what you get is what I call “rule by cool.” You get dominant charismatic men running the place, women being pushed down.And you know, Stewart Brand’s wife, Lois, said to me,” Look, Fred, when we would go to communes, Stewart would go to the big room, and they would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with the men. Me and the other women, we’d go to the back room and put bleach in the water so people didn’t get sick.”

It is a very segregated sort of world. The other thing about the communes was that they were very white, and it wasn’t that there was official racism, but there was a lot of that kind of unofficial exclusion. Like, I mean, you know, people just wanted to be with people like themselves, and that meant generally white folks with college educations or the ability to get them. And most of the communes I looked at had no people of color at all.So, given that kind of communal origin, it maybe isn’t so surprising that, as that generation moves into the tech world in California, it carries with it some of the sort of unspoken presumptions of that world. Something I see a lot in the tech world is something I saw in the communes.In the communes, when you take away regulation, when you take away bureaucracy, when you take away institutions, and you just say, “Ah, it’s me and my friends,” what you get are the worst norms of American culture. You get the suburbs on steroids. You get men dominating women.It’s very straight.It’s very white. It’s very macho.In the tech world, when  people call for systems, like Facebook or Instagram, that are about sharing with my friends, They’re also calling for this kind of anti institutional, anti bureaucratic, and I would argue anti democratic logic. They’re calling for a world of charisma, a world of people like themselves, a world where discrimination doesn’t even have to be done officially, because it’s so present constantly unofficially. I think that drive has has helped give rise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 and it’s a real problem.

I think it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tech world is still highly misogynistic and racist. Depends on what part of the tech world you’re in.I mean, and it gets very complicated.I spent a lot of time at Facebook when it was still Facebook, and I was there one morning when I watched all the workers come into the headquarters building. I just sat by the door and watched them. Very diverse ethnically, very diverse. Not at all mostly white folks, but also very international, and not necessarily very diverse professionally. So it gets complicated. I did a book with a photographer named Mary Beth Meehan called Seeing Silicon Valley, where we tried to surface what the working class in Silicon Valley looked like, and, you know, here’s a woman who runs a taqueria there. I’m very proud of the book.It was interesting to me that when we tried to publish the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American publisher would touch it.They said, “That’s not Silicon Valley. Where are the tech bros? Where’s Mark Zuckerberg? Where’s Elon Musk?” And that’s our point exactly. As Americans, we’ve learned only to look at the elite white menwho drive this part of this industry.We’ve learned to forget all of the people of color who just work here and whose lives are very different.This is a Native American woman. She’s a really important coder, not widely recognized. You may know that we have a huge homeless problem here in Silicon Valley. Stanford University, where I work, is surrounded by trailers, and people living inside their trailers like this because the housing is too expensive.

So, I guess the question I’m trying to raise is: Have the dynamics of the counterculture become the dynamics of elite entrepreneurship in Silicon Valley? And if they are, what are they keeping us from seeing? And I think what they’re keeping us from seeing is how they are producing inequality. In the same way that in the 1960s, communes produced worlds that were much more straight, white, male than we ever think. Silicon Valley is producing a world that is much more unequal than its leaders claim it is. And we need to be alert to that.

INS: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in the 1960s against dominant artistic forms that, how do you perceive the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 now, although both were characterized by shared technological optimism?

Fred Turner: 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about resistance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1960s for a moment. I always thought there was one counterculture in the 1960s.

I thought it was marching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during the day, and then taking LSD at night, getting up, doing it again. So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test, I thought, were the same. Turns out, not to be true.T wo very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protest. One, in Berkeley, the New Left, really seeking to do politics, form parties to change a political system. The other, the New Communalists, based in San Francisco and then on the communes. They didn’t want to do politics at all. They thought the y should just get technology, get their LSD, get their music, and get their heads together, have a new consciousness, and that would be the future. The fantasy in Silicon Valley is that we will make change by getting ever bett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at’s a fantasy that serves the people who run tech companies very well. If you’re going to resist tech here in the Valley, you don’t resist tech as a user. You have to resist tech in a union. You have to resist tech in an institution. You have to take the New Left road, and the New Left road is very much sort of the Berkeley road.

We’re starting to see that now. We see tech workers now forming unions, even executives are forming unions now, which is very new for us. That’s where I think we have to go.People in the tech industry have to realize that they are industrial workers, not just magical inheritors of an incredible device and the counterculture that fuels it.

INS: If you could give a name to Silicon Valley now, what would it be?

Fred Turner: What a great question! If I could name Silicon Valley, what would I name it now? Huh…Oh my…That is really…I’ve never had that question, and that is a tough one.Well, let’s think about what might go into the answer. So we call it Silicon Valley after the chip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this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geographies in America. We have Superfund sites all through the Valley. Superfund sites are the most polluted sites in America; they’ve been abandoned by companies, and the state has to pay for them now. We have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those in one county here of any county in America. We have, I think last time we checked, we had 17 billionaires just in Silicon Valley. So we might call it “The Beautiful Valley of Radical Inequality and Ubiquitous Pollution.” It’s a lot of words. You know, before it was Silicon Valley, it was called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That’s what it was called. It was called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and it was a farming area. Where my house is was farmland until they built my house in 1954. And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now…I don’t know. I mean…The Valley of Inequality Production? I’m not sure.

INS: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and technology nowadays.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at emerges in this context? How does this relationship resonate with the prevailing culture of our time?

Fred Turner: So, one of the illusions of Silicon Valley is that all you need to do to think about the Valley is think about its technologies and its culture. But there’s a third piece that we have to reintegrate, and it’s very central to the Valley today, and that’s business. This is a highly profitable, for-profit region that is deliberately and explicitly taking up its mythology, taking up its history to mask a tremendous effort at making a huge amount of money. So, on the one hand, locally in Silicon Valley, we have a culture where we talk to each other.The boundaries of companies are very open; you can talk to anybody who works anywhere.I’ll go out for beers, and I’ll be sitting in the bar, and I’ll be hearing these amazing conversations from Google.I’m like, “We shouldn’t be talking about that here!” So, very open, but at the same time,very profit-driven.And the profit-driven part comes in as the companies face outward. You think about a Facebook or even different AI companies. They are essentially mining enterprises. As we used to mine coal, as we used to mine fossil fuels, now we take the social world, and we mine our interactions, and we resell them as products online, and we attach advertising to them. We tell ourselves here in the Valley that we’re changing the world b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hat’s a resuscitation of the old countercultural dream of a world without politics, a world of just shared mind. But it’s bullshit. It’s just…it’s propaganda. It’s a way of selling a new marketing strategy that Shoshana Zuboff has famously calle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at’s where we live now.

And at least in Silicon Valley, that’s the culture that we’re exporting now. The last thing to say is that in the stories about places like Facebook or Google, they will tell you”all users are equal. “Look, we make a technology for everyone – maybe they do. But they make a technology whose wealth disenfranchises most people. Most people are sources of mining data; a few people profit from that.It’s a lot lik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coal miners chopped up mountains, and people worked in the mines, and they got sick, and the owners lived somewhere else completely. It’s a mixed bag,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nothing changes in the sense that we really are,I think, in another predatory industrial period. But I do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and it’s hard to remember those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the mass individuation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is an incredible phenomenon. I think that a mediascape that allows us to see so many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 is an incredible thing. I grew up in a very small town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men who were effeminate there, when they were boys, would be beaten up.I watched my daughter go to her graduation from eighth grade. She was 13, and one of her friends stood on the stage and talked about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 13-year-old gay woman. That’s an incredible change in one generation, and it’s because of media,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because of the ways that it shows us the world. So on the one hand, yes, the effects are often quite negative, but not exclusively negative.  And this is one of our challenges.

INS: You were very delighted to see people talking about history and art. How do you seethe 1960s and 1970s Silicon Valley? How do you see the visual culture or the image changes during that time?

Fred Turner: So, the visual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1960s, both machines and culture were different: The machines tended to be very large, room-sized, kind of clunky. People were only just beginning to be able to do visual drawing kinds of things.It was still very number-heavy and point-heavy. By contrast, the art scene here,  such as it was, was very hand-drawn, hippie-fied. So the early Apple materials, if you can go back and look at early Apples, Apple’s very earliest pamphlets, they were all hand-drawn. They felt like a drawing that your friend had given you, and so the aesthetic was one of “Look, these super high-powered machines really belong in our very low-key, back-to-the-land, hand-written world.” That’s changed a lot.

Starting in the 1980s, the Burning Man Festival came along. But I think Burning Man is a very good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aesthetic. Burning Man is a festival where, last time, 70,000 people went. And they build a city out in the desert, and you live in different camps,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you make art. You make these large, technologically-centered art forms. And in Silicon Valley, the art is pretty high-tech and pretty hard to do. It’s very difficult to work out in that desert.It’s very hot. The desert sand itself is sort of toxic. It’s miserable.But people do it. And I asked them why they spent a lot of time there.And they say, “Well, you know, here, I can basically live out the values of Silicon Valley, the things they tell me I can get at work. But I can do it with my friends, and it’s my own. I own it. So you have these project teams working in the Valley, making high-tech art. And then that art will sometimes be sent back to San Francisco to be part of the city. That’s where we are now. And so the hand-making has really changed.

INS: Do you see Web3 and blockchain as an extension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 tradition, or do they entail new possibilities?

Fred Turner: No, they’re part of techno-utopianism, and blockchain in particular is part of a fantasy that we can trace back to the 1940s. And the fantasy is, again, this fantasy of a world without government. A world in which technologies and good-hearted people working with technologies can replace the self-evidently power-hungry worlds of politics. I don’t think it’s effective. Blockchain has not shown the ability to replace other institutions.On the contrary, you see the kinds of abuses in blockchain because it’s deinstitutionalized, because it’s not regulated, that you used to see in the stock market. So remember, I teach at Stanford, which producedSam Bankman-Fried. I don’t know if you’re familiar with Sam.Sam ran a multi-billion dollar scam in Bitcoin. And he ran that in Bitcoin in part because the industry was basically deregulated. And so, no, Maybe bitcoin is a new kind of money. Great. But will Bitcoin produce a happier society for more folks? I  doubt it very much.

INS: We all know there are lots of questions in the tech world today. Do you thinkt here is any alternative world or alternative way to get better world?

Fred Turner: Yeah. It’s a really great question.And it’s a much bigger question than I could probably give a real answer to. But I’ll try, because, you know, why not? For some years now, for some decades, the fantasy in Silicon Valley has been that if we build tech – we used to call technologies of consciousness, technolog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we build them large enough and we spread them throughout the world,a new, more democratic world will emerge. We’re seeing that that’s not true. Elon Musk, at the moment, controls almost all of the satellites that are required for Starlink, which i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echnology for providing help to the Ukrainians.We are dependent on a single private enterprise for what is essentially a national project. And you see that kind of privatization move happening in lots of different places.

So my sense is that what we need to do is actually find ways to build institutions that can use tech, constrain tech, and improve our lives. I don’t think that technologically enhanced communication necessarily frees us. It individuates us, but that’s not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free.  Being free depends on having institutions hat ensure the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hat ensure that when there’s a collective need,  that need is represented in some way, and it’s not just in the hands of one leader. You see this privatization impulse in tech in many other places.In America, private entities are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school system, they’re trying to take over healthcare, they’re taking over healthcare. How do we hav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llective good? How do we have institutions that do that fairly and well? That’s, I think, the question, and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you see around the world right now is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competing to provide that. And I think every system has some things that are strong; many of them, including our own, tend toward authoritarian oligarchy. That’s a problem.

I don’t know where we’re headed, but I think the answer is in politics, not in technology, and especially not in using technology in lieu of politics.

如題。朋友們可以訂閱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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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创建于1996年，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长期为公众提供免费访问和下载的数字化纸质文本的服务。2020年，由于在全球疫情期间推出每本电子书可供一万名用户借阅的“National Emergency Library”，全球四大出版商指控互联网档案馆通过扫描纸质文本并向用户公开内容侵犯了著作权。

2023年夏天，拍摄组访问了互联网档案馆创始人Brewster Kahle，谈谈互联网档案馆项目的现状和背景，及其如何在大企业文化中作为“嬉皮”的后裔生存下来。

采访影像：文化與技術三部曲｜個人計算機與反文化篇：互聯網檔案館創始人Brewster Kahle

访谈：黄孙权、崔雨、蔡泽锐

摄影：黄孙权、陈懋璋

剪辑：王婧洁、任柄霖

特效：严正皓、邵乐天

采访文稿 📖 ➡️ 🌐

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是互联网档案馆的”馆长”，致力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图书馆，一个数字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互联网档案馆是那些嬉皮士项目的直接传人，目标是让人民重新掌握权力。互联网档案馆源于互联网和万维网，在电子公告板之后，作为这一传统的一部分。互联网档案馆在支持和提供机构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归档旧思想并使其可用，让新一代年轻人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料，他们也渴望这些原则。他们如何从过去中学习呢？

互联网档案馆项目源于互联网的愿景，让每个人都拥有为自己掌握权力的能力，去学习他们想学的任何东西，还要发布，让每个人都成为出版者。这个想法其实来自于（也许是）早期的印刷术，但后来被大型出版商所垄断。个人电脑的出现推动了这个理念——你可以为自己制作一台电脑——这在当时的从众时代是一场革命。

当我还在上大学时，我们会花时间思考辍学组建公社，以及如何让社会更好地运作？如何让人们活得更有意义？通常这意味着没钱、没有太多束缚住我们的组织和机构。所以是的，我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嬉皮士末期的一部分。嬉皮士末期正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真正诞生的时期。

我那时还太年轻，错过了嬉皮士最鼎盛的时期，但很多原则仍然影响着我们。比如“让我们把时间和生命用来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事业”，又或者”让我们在一个多赢的游戏中，不会只有一个赢家通吃而其他人都被碾压”……这些原则指引了我的一生。当我成年后，我发现我擅长技术，那么，我应该如何利用技术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建立一个图书馆的想法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所以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图书馆，包括那些先驱者的梦想。这样，人们就可以从中学习，而不是被那些不希望你知道的人彻底抹去。

个人电脑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它是一台通用机器，只要通过编程，它就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与视频游戏平台不同，后者只能播放公司告诉它的内容，甚至你的手机也是如此，它们基本上被控制和锁定了。个人电脑是开放的，这是出版或新闻自由的关键概念，也是图书馆的来源。互联网档案馆完全依赖于这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赋予人们控制权，而不是由制造设备的公司来控制你必须使用的东西。

互联网档案馆生存在这些大公司的文化中，但我们是旧金山的老嬉皮士，对吧？我们是老派的，让我们找到方法把它免费提供出去，让我们找到方法把人们联系起来，不一定要让每个人为每件事付费。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货币化，它不是风险投资结构的一部分。你不是为了卖出去，不是为了赚几百万而做这件事。在这里工作的人对分享和帮助社区感兴趣，我们希望帮助许多社区蓬勃发展。这是“旧金山“精神的一部分在这个组织中的延续——在互联网的许多角落里也是如此，也许它们规模很小，但梦想仍在继续。让我们培育它们，创造结构，这样，下一代个人电脑就能诞生，得到支持并成长。

当新事物出现时，有时会让一些习惯于剥削他人的人感到不安。如果有一种变化使权力更多地转向人民，而不是公司或政府，他们就会反击。我们实际上已经允许互联网成长和变化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电子公告板还是其他形式。一路上仍然有斗争，但我们现在看到政府和公司正在强烈推动，试图关闭我们已经习惯的自由——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难道可以把时间倒流，让所有控制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吗？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互联网档案馆是互联网中为人们的访问权而战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当人们表现得很刻薄时，当他们想要压制其他人时，没有真正的理由，只是出于企业贪婪，看到这一点真的是最难的事情。总的来说，互联网档案馆项目里的人们一直在道谢，因为它是一种慈善，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一种保存事物的方式。但也有一些人只是试图压制互联网档案馆或维基百科或开源软件。他们只是觉得这是他们所在的公司或政府想要他们做的事。我觉得这非常令人悲伤。

我因人们对我的感谢而活，这给我满足感，让我精神振奋。我们做图书馆互借，我们获取文章和书籍章节，我深夜工作，确保人们能够访问这些资料，人们会回来说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有12万人向互联网档案馆捐款，有时是3美元，有时是5美元，他们经常写一个小便条说明原因。我很高兴我们能找到方法帮助人们，让人们通过过去的历史，通过早期互联网创始人，个人电脑制造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口述史来找到自己。这些人正在激励新一代，这就是让我每天早上精神振奋地起床，想要去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

一开始，它（技术）只是让我们能够接触和感受到以前从未真正触及的世界，但现在，它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脸书就像粘在我们的手机上或甚至脸上。我们谈论着植入物，我们在谈论我们只是这个网络世界的一部分。我不确定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否知道那种感觉，可能就像你总是在露营一样。每个人都在露营，因为他们彼此是连接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有了这种超级连接，它有好有坏，因为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监视，要求人们随时回应。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否则我们将作茧自缚。

*原访谈英文见网站

文化与技术系列采访影像源于“文化与技术三部曲”（The Trilogy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计划。本项目将在旧金山、深圳、新竹进行实地走访与拍摄。企图描绘出全球电子产业之新图景，无能理解这金三角的技术创新与资金流动，各自文化代表的视野，就无能理解当今电子脉冲的星球。

“个人计算机与反文化”（Personal Computers & Counterculture）篇章将讲述技术如何作为文化政治的产物，从个人与集体政治相互校准的斗争中而出现。本篇提取个了人计算机发展史中社会运动的基因，通过走访美国旧金山及其周边地区的遗迹，访问学者、前学生运动参与者、个人计算机开发者、技术行业从业人员，试图展现1960年代发源于北美的个人计算机是如何伴随着嬉皮士、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常青藤精英、LSD倡导者、摇滚乐手、科技乌托邦主义者、新公社派形成的技术─意识形态社群推广传播开来。此访谈系列，乃是每一部曲长片文本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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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必須將你的錢包增加OP mainnet，以及新增代幣COOP(用合約地址），才能察看收入。

六、INS目前會深度結合web3的寫作與發布，在六月底前，用以太坊地址訂閱 https://paragraph.xyz/@ins 朋友，將會額外收到coop on OP的空投。

持有COOP能幹什麼仍是個謎。現在，COO的持有者將可以有權（而非付出token）閱覽INS所有的電子書，參與線上活動與課程（例如 ins_publicaitons），在很近的未來，可以閱讀破報近九百多期的PDF與整理出的文章。至於能走多遠？白皮書上的說明與願景沒有改變的。需要大家彼此信任，一起往前。

文／马克·韦伯（Mark Weber）
整理翻译／许可
校对／袁孟如 张铎瀚
校订／黄孙权

我是马克·韦伯（Mark Weber），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项目的策展总监，有点啰嗦的说法。我要感谢黄孙权教授的邀请，感谢他的盛情款待，感谢刘怿斯先生的联系。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荣幸能欢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来。

人们往往认为多媒体和超文本（如网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只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两项技术进步。人们很少想到，它们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以有时相互冲突的方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张图片来自多媒体先驱之一：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他计划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内瓦国际联盟附近建造一座世界城市，作为倡议中的全球网络中心。

首先要介绍一下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综合资料馆藏，包括一个向研究人员开放的媒体档案馆。我们大约 40% 的藏品是实物，其余为论文、视频、图像、软件和数据。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 1200 次视频口述历史记录。我们的永久性展览 《革命：计算的第一个2000 年》 （Revolution: The First 2000 Years of Computing），是第一个深入介绍了在线文本世界演变的展览。我们的软件展览探讨了软件在联网和上网过程中的社会作用。我很荣幸地将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在个人计算机革命中研究的一个社区记忆终端放在了这里。

我今天要谈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多媒体和超文本有关，但我们也有很多关于交互式图形的经典历史资料，从可以玩《太空战争》的PDP1修复版，到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1968年的第一个虚拟现实头盔。我们最大的文物是作为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销售总部而建造的大楼。

互联网历史项目以博物馆收藏的世界级网络和移动资料，以及早期网络历史项目收集的资料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保存和讲述网络世界的故事、网络世界背后的人们以及那些生活在网络世界中的人们的故事，从智能手机到 “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他们的生活因网络世界而改变，博物馆约四分之一的展厅都以网络和移动设备为主题，并通过现场活动、出版物和视频吸引广大观众。

我们目前正在筹办一个聊天机器人展览，该展览将于明年 6 月开幕，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互联网历史项目。图片上就是聊天机器人展览。我们不会展出这个算命的自动机，但会展出一个同类型的自动机。人们尝试让机器说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图形学而言，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为美国动视公司（Activision）、美国苹果公司和游戏公司EA（Electronic Arts）测试绘画程序。这些都是让普通人制作从音乐、视频到页面设计等各种媒体工具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而这正是个人电脑革命的一部分，即为人们提供工具的理念。我们在许多其他软件中也保留了这些工具。虽然随着电脑的更新换代，人们获取工具的途径在很多方面已经消失，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增加。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 CD ROM 读取器的帮助下，个人电脑上的多媒体效果出奇的好。游戏变得非常生动。超文本通过 Hypercard （一款在1987年由苹果公司推出的早期超文本系统）最为人熟知，它还可以创建交互式 CD ROM。这一切都是独立的，大部分都没有联网。但媒体的未来看起来非常丰富多彩，有越来越好的图像、声音。

直到网络出现，基本上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炸回了石器时代——至少倒退了十年。

1995 年，我担任了一本实验性多媒体杂志（Telecom Observer）的执行主编，合作伙伴包括《经济学人》集团、《卫报》、莱蒙德广告公司、瑞士广播电视台等。我们能将音频片段（很短的片段）整合到你可以点击的麦克风图标中，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我和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的电视访谈是在多媒体骨干网（M-bone）上以视频形式播出的。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还记得，那时互联网上的视频大概是每秒两帧左右的速度。而这并不是专业知识的限制。杂志的出版商是由让-范萨·格拉夫（Jean-François Groff）共同创办的公司，他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共同参与发明了万维网。限制在于带宽以及随着网络发展而做出的某些选择。

但是，内容表现与内容传播之间的矛盾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从音乐、舞蹈、烹饪到诗歌，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创造不同的媒体。但事实上，语言由不连续的单词组成，因此特别容易剪切、快速和准确地复制。这也使它大约从 5000 年前开始成为编码和压缩符号的理想选择。因此，有些形式因素似乎会反复出现，右图实际上是一块木质书写板，上面覆盖着可擦除的蜡。不过，即使是像左图这样的泥板，也会使用交叉引用，你可以将其视为超链接的祖先。

但问题是，文字可以无限地表现和复制，而不会像其他媒体那样失去分辨率。因此，尽管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复制文字，而且错误很少，但复制哪怕是简单的插图都需要解释和技巧。

早期的印刷术也主要是为文字设计的。插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在他们的文字中绘制了几何图形，如毕达哥拉斯。但大部分插图在复制时都丢失了。最后只有文字，图像被剥离。显然，印刷术、活字印刷术都起源于亚洲，到了西方的古腾堡（Gutenberg）出现时变的非常盛行。但它们并不是为插图而设计的，纯粹是针对可重复出现的字符或字母。

因此，始于 1837 年的电报的光速数字通信，最初只是文本通信。19 世纪的发明家们第一次捕捉到了图像、声音，甚至以电影形式展现运动。但这并不是通过电报实现的。除了电话，所有这些媒体都需要物理传输。它们完全被固定在某个地方。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保罗·奥特莱和亨利·德拉方丹（Henri de la Fontaine，他曾在比利时与保罗·奥特莱共事）等信息先驱开始梦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网络，或者像威尔斯（HG. Wells）所说的，由超链接连结的世界大脑。但是，激励这些有远见的人将世界上的所有知识联系起来的那股浪潮，也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将每一种媒介都包括进来，因此，不仅仅是纸张和缩微胶片（这是当时新出现的压缩媒介），还有电报、电话、广播、录音，以及仍在试验中的电视。

右图是奥特莱提出的类似于 Mondotheque（荷兰词，直译为英语是 “World Library”，中文可以理解为“世界图书馆”或“全球图书馆”）的东西。虽然不容易翻译，但对于家庭来说，其中包括一大堆小玩意儿，你将有六种不同的机器来处理不同的媒体。他坚信，你确实需要多种媒体来有效地传播知识。你可以从文字中学习，但有了动作、声音和图像，你就能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因此，他和亨利·德拉方丹利用我刚才介绍的所有技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他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共享信息将带来世界和平和一个普遍的黄金时代抱有极大的信心。当然，在电报、早期无线电和网络时代也有这样的人。德拉方丹还收集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和小册子，是女权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一种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活动，而这正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奥特莱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其他建筑师，想要规划一座作为全球网络神经中枢的世界城市。原本计划将其选址在国际联盟附近，先是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失去主办权后，又选在瑞士的日内瓦。因此，他们是群怀有和平国际主义情操的信息前瞻者所组成的松散国际网络的一部分。他们还在探索第一种机器可读介质。用孔洞和纸质胶片来浏览信息。这可以追溯到霍莱里斯卡片分拣机（Hollerith card sorters）， IBM 的卡片分拣机，或者更早的雅卡尔织布机（Jacquard loom machine）等。

这就是自动搜索的曙光，使用机器可读介质在纸上开孔，从而实现信息搜索的智能计算。伊曼纽尔·戈德堡（Emanuel Goldberg）曾在德国蔡司公司（Zeiss Ikon）工作，领导着他们的研究实验室，他们在做早期的电视、研究微点。我们以为自动搜索是最近的事情，但他早就率先使用光电池和打孔的 35 毫米胶片与微缩胶片页面进行搜索，这样你就可以输入一个数字代码，有点像 URL 或网址，它会在几秒钟内将对应的页面显示在你的屏幕上，他甚至将其内置到他在蔡司公司的办公桌上，就像一个工作站。

在同一时期，有两位同行也有这样的想法。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位化学家。在德国建造了一种叫做 “桥 ”（The bridge）的东西，用于标准化各种格式，共享信息。

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也写过一本名为《世界大脑》（World Brain）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套非常相似的观点，并四处宣扬这些观点。两人都对共享信息能够带来和平充满信心。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抹去了人们对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了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国家的计算机先驱们只通过范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記憶延伸（Memex） 概念才真正接触到了微缩胶片，这是一种在戈德堡搜索引擎基础上扩展的微缩胶片网络浏览器。戈德堡的搜索引擎基本上只有一个屏幕，你可以输入一组数字，然后得到一个类似于网址的页面，但无法在两者之间建立链接。

記憶延伸系统中有两台相邻的微缩胶片阅读器，你可以在它们之间创建链接。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布什是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之父，也是美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负责人之一。

因此，这些非常相似的想法来自于目标迥异的不同人士。这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我认为实际上存在一种共同的意愿，那就是前往新边疆，打破理想主义者和军事研究人员之间的界限。人们昨天讨论的东西会被颠覆，这里有种想要颠覆的共同性。但我想说的是目标仍是关键，许多不同的人想要颠覆社会或技术秩序，但他们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着不同的目标。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硅谷时，你会发现双方都有一种探索新想法的勇气，既是意图，也是创造。

因此，我向你们展示了战前的资料，包括保罗·奥特莱、威尔斯等人的观点，所有这些结合媒体的想法都涉及大量的设备，复杂、精密、笨重的设备。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特德·尼尔森（Ted Nelson）和其他人意识到，可以做一些类似于记忆延伸的东西，这本来是用微缩胶片制作的，但可以使用数字计算机。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这一切。

被称为信息论之父的香农（Claude Shannon），证明了1和0比特可以数字化地表示任何介质，这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来说并不明显，我不认为那时的人们知道可以相同的存储设备，在全媒体（omnimedia）上存储并且混合所有不同的媒体。

因此，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保罗·奥特莱，先驱们很快就开始梦想将多种媒体连接起来。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实际上就是从视频超文本的想法开始的。他对电影很感兴趣，他想让电影通过特定的地方链接到其他电影。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d）和安迪·范·达姆（Andy Van Dam），后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图形学，试图在当时非常有限的计算机中尽可能多地加入图形功能。

因此，这里的矛盾在于，他们想利用计算机将所有媒体结合起来。但当时的电脑几乎没有内存，甚至无法显示简单的图形。能力非常有限。

道格·恩格尔巴特在赫曼·米勒（Herman Miller）定制的工作站上，他在李（Lee Felsenstein）提到的 “所有演示之母 “中使用了这台工作站。我们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制品，是由当初参与设计的一些人制作的。

安迪·范·达姆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的多媒体超文本。这是 70 年代为技术培训制作的可视化超文本系统模型。但在这一时期，计算机在多媒体方面的应用非常有限。

因此，它们具有无限的灵活性，但资源有限。我们有很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尴尬时期的例子，当时人们试图让计算机在内存和处理能力上做得更多。他们把类比和数字混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计算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镶有缩微胶片的）窗孔卡片（Aperture card）。但进入80年代，我相信一些苹果电脑公司早期的蓝图是使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右边是一张蓝图的缩微胶片插图。这张卡片可以在电脑卡片分拣机上分拣，找到正确的图像。这是一种追踪图像振动的方法。但图像不在电脑里，它们在这个独立的麦克风上。

这是IBM 1360 ，它是用化学方法存储数据的。它可以存储大量数据供美国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使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但同样是类比的，它的数据存储方式实际上不是数字的。

1974 年，电脑辅助教学系统伯拉图系统（PLATO，Programmed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s）终于配上了一个平面触摸屏，这幅图像实际上是投射在屏幕上的缩微胶片。它可以控制终端内的微缩胶片阅读器。他们还用磁性音频台以类似的方式提供音频。

20 世纪 80 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阿斯彭电影地图（Aspen Movie Map）将模拟视频磁盘（这些磁盘最初是为视频而设计的）连接到一台微型计算机上。这基本上就是谷歌街景地图，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展览中展示过，但使用的是由电脑控制的模拟视频台。

苹果公司的 “视觉年鉴”（Visual Almanac）通过 Mac 控制视频光盘播放器。这是我们藏品中的一个展品。你可以在视频编辑台上看到整套百科全书。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连接性与超媒体不太相容。一些人梦想通过宽带和奥地利开发的 Hyper-g 系统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上也有超媒体。右图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局域网上运行的具有强大多媒体功能的多媒体。但这些都是例外，而且是在大多数人无法使用的网络上运行。

因此，蒂姆·伯纳斯·李在与罗伯特·卡里奇（Robert Cailliau）等其他人一起创建万维网时，就为他的全球网络系统规划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媒体，并将通过格式协商来处理，基本上，无论你在哪种机器上，它都能适应。

如果你有一台功能强大的机器，它就会向你展示精美的图形、声音或电影。如果你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终端或移动设备，它就会自动降级，向你展示它所能做的一切。但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功能添加到下一台机器上的演示浏览器中。这是第一个浏览器，也是一个编辑器。当时，网络的互动性要强得多

在资金极少的情况下，他请志愿者制作 Unix 浏览器。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平台。他还要求他们添加灵活的多媒体功能。但最成功的浏览器 Mosaic 很快就添加了点阵图（ bitmaps），而且只能是点阵图，很难嵌入其他媒体。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基本上将非常有限的图形功能冻结在网络中。但图像无疑吸引了人们，并使它成功战胜了 Gopher 等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虚拟现实标记语言（VR Markup Language）社区正在积极推动3D网络浏览器的发展。像欧洲核子研究所组织的虚拟电脑辅助设计系统，金星（VENUS） 曾在高端设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系统被用于开发粒子加速器。当时，这些系统只适用于拥有高速互联网和昂贵工作站的人群。而在当时，普通网民所能接触到的多媒体内容非常有限。

但最终，随着宽带和MP3等更好的压缩技术的出现，网络多媒体得到了普及。这其中，Napster和其他音乐盗版网站的流行，以及成人网站对Flash的使用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终，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络多媒体的水平逐渐赶上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单机多媒体水平。这一过程历时很长。包括泰德·尼尔森和道格·恩格尔巴特在内的许多人从反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超媒体技术，他们真切地希望通过共享知识来改善世界，并怀有对这种方式的信心。

我希望通过这些话来展示旧金山湾区的反文化风气。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最著名的时期。但这实际上是来自刺耳协会（Cacophony Society），它在1990年初发起了火人（Burning Man）活动。这是种奇怪汇聚而有的”虚拟现实”，有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刺耳协会。

围绕着燃烧人（Burning Man）的反文化群体与计算机行业之间的关联一直延续至今。参与其中的人各有所好，当然，你可以将它看作硅谷工业领袖的独家俱乐部。但也有一些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

如今，网络多媒体在技术上终于赶上了多年前CD-ROM所能实现的水平，而用户数量已经达到40亿。然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应用程序呢？Zoom是一个百年前概念的实现，即视频会议，也是一个50年前的演示的实现。就像保罗·奥特莱在1930年所设想的视频会议，非常类似于现今人们所做的事情，并由道格·恩格尔巴特在1968年的“所有演示之母”中进行了展示。

因此，我们要想象下一个能够被实现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线立即、廉价地混合任何媒介，分辨率非常高，但我们要怎么处理它呢？我认为真正的变数当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多数超媒体先驱所想象的是一个人选择各种媒体并将它们结合成一种全媒体的想法。

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像昨天演讲者（Lev Manovich）说的，它将事物分解成这些小碎片，几乎是言语或形象的数据包，并重新组合它们。我认为这不过是引入了另一个因素，也就是人工智能正在做出一些决策。它更像是人和这种几乎是通道化的集体无意识形象或词汇之间的互动。所以这种技术更像是选择性地繁殖而不是设计某物。这更像是进化的过程，正如昨天一位艺术家所说的，从AI生成的众多图像中进行选择与设想某物并实现它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对比在于，有一个更古老的关于脑机接口的设想，未来你可以直接在脑中想象一个场景，它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或者你想象出音乐。这将是一种比生成性人工智能更直接的控制方式。因为在使用生成性人工智能时，你会牵涉到人工智能，它以你可能喜欢或不喜欢的方式混合事物，并且你需要与它对话。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新篇章，在这一篇章中，我们将所有媒介融合在一起，混合它们并探索如何利用它们。

谢谢。

问答环节

Q：谢谢马克·韦伯先生的分享。我想问一个关于硬件的保存的问题。硬件和软件的保存，您觉得哪个会比较困难？您觉得最好的保存方法是应该把它开放给更多人用，让它变成一个更有商业价值的项目，还是给像你们这样比较专业的机构保存它供大众参观呢？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私人，您会选择在系统更新的时候立即更新呢，还是用到不能更新了为止？

Marc：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等到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处理历史事件，并且通常更喜欢研究古老的东西。但就获取信息而言，我想这才是你所问的重点。当涉及到旧硬件时，我认为它们非常脆弱，难以维护，需要专家的帮助。比如，在博物馆里，我们有两个修复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一组志愿者来维护。一个是 IBM 14，另一个是早期的小型计算机 PDP1，但要让它持续运转真的很费力。模拟技术让人们可以在较新的硬件上以相当真实的形式使用旧软件。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仿真技术是让公众获得对古老资料广泛访问的途径。首先，硬件的问题在于维护，而且还要知道如何操作。再说到游戏，在博物馆里我们有三个互动式的模拟游戏，人们可以参与其中。游戏设计得让人们能够立刻理解并且愉快地玩耍。对于那台 IBM 1401 主机，他们会请当时的专家来演示它，并向人们展示如何操作，因为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包括我，只是走上前去，使用穿孔卡，输出结果，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谜。所以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游戏，你应该展示视频和演示，而硬件通常应该是演示而不是仅仅交给别人操作。

Lee Felsenstein：这引出了关于计算机文化背景以及其变化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我不认为我们能在几个小时内草拟出一个计划，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不过我认为这会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非常有趣的方向。毕竟，历史必须结合背景才能被理解。虽然你可以拥有最好的展示机器，但你不会对它们为何被设计成那个样子有多少了解，以及人们做了什么以及它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你允许的话，让我通过向这个提议中加入许多复杂因素来使你的任务复杂化。我想知道你对这个建议的想法。

Marc：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是在现场还是场外讨论。假设今天的场景是展览现场，如果你不能在大约30秒内吸引他们的注意，也许一两分钟，他们就会失去兴趣。这取决于情境，博物馆可以提供两种情况。比如说，现在互联网档案馆提供了很多旧游戏的模拟游戏供你玩。你显然不会体验到原始硬件的外观和气味，但这是你可以在空闲时间做的事情，而给别人一台古老的机器却没有时间去探索，意义不是很大。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比如说，对于聊天机器人展，我们可能会展示目前的系统的视频，比如为治疗而设计的聊天机器人，客户支持的聊天机器人等等。如果你让人们去玩这些系统，很多人只会被一些指令迷失。比如说，我们曾尝试过有一个维基百科的展览，你可以去编辑维基百科的终端机，整个目的是维基百科是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对吧？人们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张贴了各种可怕的东西，现在那个IP地址被维基百科封禁了，因为如果人们真的可以自由地玩这些东西，他们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玩。

Q：韦伯先生您好，我对人机交互界面有一个问题。您认为人机交互界面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在1960年，我们使用视频终端代替了电传打字机成为主要的人机交互界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使用键盘和视频显示器作为我们的人机交互，作为一种商业界面。另外，虚拟现实头盔从80、90年代开始发展，在过去15年里获得了大量投资，但仍无法取代传统的人机介面，例如键盘和视频显示器。唯一有些改变的是触摸设备，例如1996年推出的Palm Pilot，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用手持设备、触摸屏和大图标。它似乎与早期的Palm Pilot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您认为人机交互作为今天的界面已经走到了尽头吗？

Marc：我希望不是这样。打字机有150年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一个键盘上方的屏幕或一张纸。移动电话的整个历史实际上是如何变成不带大屏幕，和便于输入数据的简单方式来完成有用的事情。值得记住的是，现在这些不再有像Palm Pilot这样的笔，你在熟练后可以相当快速和准确地书写，也没有像旧的黑莓手机那样的拇指键盘。软键盘实际上非常难以准确地使用。自iPhone和Android真正遵循了相同的模式以来，它们都被优化用于浏览而不是创作。这又回到了早期互联网是用来参与的观点。它是一个浏览，一个接收广播的机器，而不是一种创作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使用Twitter和微型博客，部分原因是在这些设备上写长篇作品并不容易。实际上，记者和作家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在我们博物馆举办iPhone周年纪念活动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下看的目光》（The Downward Gaze）。如果你想想，为什么我们总是低头看着我们的手机，然后会撞到东西或绊倒呢？因为我们需要看着打字。使用老式的拇指键盘，人们熟练掌握了盲打的技巧，同样也适用于手机。因此，我们可能花费60%的时间盯着屏幕，以确保我们已经准确地输入文本。我认为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表明了人机交互界面的那些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远未结束。幽默杂志《洋葱》（The OINON）(编按：洋葱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伪新闻媒体网站）有一篇很棒的文章，我的论据来自那里。研究表明，我们花费80%的时间盯着那些无聊的矩形屏幕。我们早上醒来，就去一边拿起这个发光的小矩形手机。然后我们去工作，看着一个更大的矩形，晚上回家后，就用一个更大的矩形来放松心情。为什么计算机还没有摆脱屏幕的束缚呢？人们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有形计算和墙壁上的文字以及智能油漆等等，但它们在哪里呢？我们仍然盯着这些微小的矩形屏幕。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广阔的领域需要开发。

Q：马克，我有一个相当长的问题，我已经写下来了，是关于超文本的问题。你提到超文本，我在想在90年代甚至2000年，超文本在个人计算机向网络计算转变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超文本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它是该领域中最常被写作的类型，但似乎同时又是当今作家们最不积极追求的类型，而不像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存在，它的元素已经开辟了新的形式，比如新的媒介。一些超文本的基本要素存在于许多当代电子文学的类型中，比如一些VR作品或一些互动小说。但我想问一下，超文本在今天的重要性是什么？我记得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的一句话，他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忘记阅读电子文学有多有趣。那么，它现在还有趣吗？因为看起来，我们在网上阅读新闻就像在读小说。超文本小说或超文本，它是否只会是一个存档的东西，还是有更有趣的东西，或者超文本本身有更多可能性？谢谢。

Marc: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博物馆采访了罗伯特·库珀，但是在超文本中的那种高度创意写作依然是一种边缘流派。但我认为我们又在使用它了。在网上我们几乎做的任何事，我们都在不断使用超文本。这是我们获取新闻、参考信息，显然还有社交媒体的方式。所以我意思是，它已经成为我们导航内容方式的一个基础部分，我认为它根本没有消失。的确，书籍保持了相当传统的模式，尽管即使在你阅读Kindle书籍时，你经常会跳转到定义或其他内容而不自知。但是那些原始的“选择你自己冒险”的书籍，你可以创建叙事，至今还没有成为主流书籍。但我认为，在游戏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你有了那些通过你的行动实际上塑造叙事的游戏。我的意思是，再次提到，有超文本也有超媒体。像泰德·尼尔森这样的人更多地期待一种包含视频和其他形式、其他媒介的超媒体。如果你看看现代游戏和今天使用的网络，那都是超媒体。

所以我认为它存在。就我个人而言，这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努力。当你为了娱乐阅读某些内容时，你不一定想做决定。你想要听一个故事。你不想创造一个故事。所以我认为在电影中，例如，技术上没有理由不能有一个超文本、超媒体电影，在那里你只需做出决定，就能把情节带入不同的方向。但这并没有流行开来。我的猜测，纯粹是猜测，那是因为人们想要放松，想要被动地在那种情境中。他们不想在一天的第三屏幕上放松时选择自己的冒险，毕竟前两个屏幕之后。但是，超文本链接已经与AI结合起来了，既有网络上老式的机器学习，现在还有生成式的。链接不再仅仅是一个链接。它可以是在你的兴趣或其他人的兴趣中进行的各种复杂计算。所以它正在创造一个真正动态的媒介。超文本已经远远超越了静态指针，即旧式的链接。所以我认为它就在我们周围。但是那种特定形式的文学并没有成为主流。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讲者简介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项目的策展总监。互联网历史项目依托博物馆领先的网络历史资料收藏，通过出版书籍和举办活动来探索互联世界。韦伯于1995年开始将网页历史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得到了网页的主要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爵士以及其他先驱人士的重要支持。他共同创立了该领域两个最早的组织，并在十多个画廊策划了与网络、移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展览。韦伯也在主流媒体、专利公司和电影制作方面就相关主题发表演讲并提供建议咨询。他曾在硅谷和瑞士日内瓦附近担任软件和生物医学顾问长达十多年。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拥有布朗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创意写作双学士学位。

Marc Weber is curatorial director of the Internet History Program at th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CHM). The program explores our connected world through publications and events, and builds on the Museum’ s leading collection of networking history materials. He pioneered Web history as a topic starting in 1995, with crucial help from the Web’ s main inventor Sir Tim Berners Lee and other pioneers. He co-founded two of the first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and has curated over a dozen galleries or exhibits on networking, mobile, and Al.

文章提及的图片，可见马诺维奇的图片链接 1，2

很多人认为我是媒体学者或者新媒体学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艺术家。我于1960年生于俄国莫斯科，在1981年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纽约。从 14 岁开始我开始接受视觉艺术训练，包括现代主义绘画和古典绘画。这与亚洲仍存在的一种体系有些相似，要进入艺术学院必须通过考试，我当时要进的是建筑学院。我参加的考试主要是关于古典素描的，如画古希腊头像、描绘纹理、强调透视和栩栩如生的绘画。我接受了这样的训练，1981年来到纽约后，我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度过了一些年头。

近四十年前，1984年，我开始从事计算机动画和计算机图形工作。我有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主攻视觉文化，在过去20年里，我在东海岸甚至加州教授课程，在视觉艺术系任教，尽管大学根据我的著作和书籍对我进行评估，大部分教学内容是面向艺术家的实践工作室课程。十年前，我搬到纽约，并成为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博士课程的教授。现在，我教授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我已经有32年没有进行传统的素描或绘画了，大约在90年代停止了画画，在过去的30年中，我参与了从模拟到数字，再到计算。随着计算转向AI，数字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每个人都在写关于数字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为我的生活增添些其他东西，所以我重新开始了绘画。刚好在这两周后，Midjourney公开发布了，它的出现掀起了生成媒体（generative media ）的革命。

众所周知，过去的15年是非凡的。中国公司一直在发布他们自己的版本，支持其应用。在西方，我们有ChatGPT，我们有Dalle 3；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整合到谷歌搜索中。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彻底革命性的时代的开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这场革命的规模可以与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与19世纪摄影的兴起相媲美。

在我此次演讲中，我将谈论视觉生成媒体（visual generative media），并用我的作品加以阐释。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了许多图片，大约有6万张。我以系列的方式创作图片；每个系列都有一个电影，有时是一部抒情电影，有时是一个概念性的电影。我在许多群展中展示了这些作品，其中一些在个展展出。其中一场将于两周后在葡萄牙开幕，第二场将于十二月开幕。

所以，在我谈论的同时，我将开始展示我的作品，你将会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将演讲的第一部分称为“碎片的美学”。

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每周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图片。在其中一些图片中，你会看到一些内部空间，看起来是由一系列工具组合而成，但当然，全部都是仿真的工具，如版画的蚀刻、雕刻等等。这些空间展示了充满无尽物品的架子。这个奇异的空间让我同时联想到了书库、仓库、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也许还有欧洲静物画传统。在架子之间、缺失的墙壁之间，经常出现精致、微妙、常常难以看清的图案——有些是二维的，有些是三维的，像线条的编织。现在换个话题。就在一瞬间，有时我们呈现为抽象，但通常意味着某些明确的东西——一些对象、形状、来自我们人类世界的意义。

这些是什么碎片？这些未定义、未命名、放置在架子末端的物件是什么？这些物体的线条，目前还不清楚它们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它们是墙上画作的一部分还是存在于现实中？有时我们明确；有时我们不太确定，所以你得到了一种碎片的状态。是的，我们看到了碎片，但是什么碎片？在常规艺术博物馆里，有古代文明的碎片——花瓶、玻璃杯、盘子，还有小工具、雕像等等，就像我去奥地利并去了当地美术馆的那一天一样。甚至在地下室，他们有着许多文明的碎片，大约在1500年、1800年前，它们是普通的容器。你真的能感受到博物馆，就是这些物质碎片的集合。

但人工智能的“碎片”有着不同的选集。AI通过数亿张图像提取“模式”（patterns），并将它们分布到数万亿个连接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训练中，这些神经网络被喂了数亿张素材，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信的图像，以及几种描述内嵌的HTML代码，然后我们以像素为单位进行分析，发现了表现某种东西的老练的边线和细节，以及一些我们不太确定的面。我们只知道这种过程，碎片化的同时也在分解和重组，然后这些模式分布在人工神经网络的数万亿个连接中。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图像的数字实质被进一步虚拟化、蒸发和扩散了，但仍然被保留着。而你在我的图像中看到的生成的“碎片”就像气味，微风中看不见的运动，海岸边的周期性运动在场景上留下痕迹。这些都是我们世界中碎片的碎片。我的意思是，我无意与你就图片呈现的这些形象进行交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空间，被称为无尽静物的空间。有时是可识别的物体，一系列的细节，我喜欢当它无目的地再生时的碎片化，你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些物体或者墙壁是什么？这些图像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所以，这些碎片的碎片沉积了如此多破碎的形式，也许比意大利画家所仰慕的18世纪的废墟更加碎片化。它们不是“故障”（glitches）。

它们也不是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所指的噪音，这是数字通信的一种破坏力量。所以这不是故障也不是噪音，它是人工生成的产物，可能是智能美学的产物。它是分布式知识和分布式愿景。60多年前，由保罗·巴兰（Paul Baran）在50年代末发明的未来互联网协议建议将整个信息分解成组，以更可靠地从遥远的网络传输；将某物分解成随机的部分，矛盾地确保了它的生存。

保罗·巴兰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表了“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概念，1960年，当时他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你知道吗，他的封包交换的想法为之后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始于1969年加利福尼亚的ARPANET的前身。他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处于冷战之中，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发动进攻，也许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核战争。这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60年后，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时刻，普京进行的核试验，使得世界又受到了核威胁。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那个60年代，当时的想法是这场战争将会发生，而我们要如何让政府、军队通信等等。所以，我们要创建这个网络，而矛盾的是，巴兰所展示的是，如果你能将一条信息拆分成封包，然后发送这些封包，然后这些封包可以独立传播，它可以在最终点被组装起来，即使你拿走了这个网络的部分，你仍然会得到大部分的消息。所以那就是封包交换。他不是为了互联网提出的这个想法的，但互联网可以说是诞生于此惊人的想法：为了在未来的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且抵御苏联的进攻，我们必须将消息部分拆分或分解为碎片。

但在同一时间段，有两位乌克兰数学家（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亚历克西·伊瓦赫年科（Alexey Ivakhnenko）和瓦连京·拉帕（Valentin Lapa），两位在乌克兰工作的苏联数学家，发明了另一种有效利用消息片段的基本方法。当然，我指的是一项基础性的发明。他们发明了深度神经网络的概念和数学方法，这在神经网络的历史中并不经常被讨论，但你可以去维基百科或各种文章中找到相关信息。所以，深度神经网络也是在将近60年前发明的。这概念于1962年提出，在1966年有了整本书来阐述。第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的发明最终导致了当今大规模网络的出现，这些网络也用于生成AI。在机器学习过程中将文化制品分解成片段（例如图像像素和部分单词），然后分阶段处理这些片段，这些片段逐渐使这些网络获得知识。它可以给我们合成的文本、音乐、空间、代码、图像。简而言之，通过将历史上的人类文化分解为碎片，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新“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文化。

由ChatGPT等应用程序“写成”的文本极其连贯，一次指示一个词。这种所谓的盲目“语言计算机”无法预见一个词以上的事，但它以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相关联，第二个与第三个相关联的方式，将这些关联向前推进，使我们得到了诗歌、故事、求职信、分层文件、教科书章节、计算机程序等等。数字媒体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历史急需一个碎片理论。因为，在数字时代，在数字媒体中，计算机代表事物，模块化使用物质性，这是数字媒体的原则之一，这在我的著作《新媒体的语言》中详细讨论过，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几年前在中国出版发行。所以，这个观点是现实图像由像素组成——你知道，由计算机呈现的自由空间，由粒子对象、多边形等组成。但通常情况下，如果我有一种新型的转化，就像我说的网络那样，会带来图像、文本、3D模型以及从学习过程中提供给它们的任何其他数据中提取模式，这些模式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可视化，因此我们无法可靠地观察神经网络内部。

但我认为人们也许能够分布在数万亿个连接中，虽然还不清楚，类似于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这就是让网络合成这些新图像的原因。因此，这些图像有目的地由AI驱动的Midjourney创建充满碎片的场景，后来我意识到这可以作为谈论AI的一种隐喻。所以，数字媒体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迫切需要一个关于碎片的理论。一个分类体系将确立存在数十种类似的品类。因此，在这里你也看到了这种美丽的碎片，这种美丽的神经噪音，可以说是在墙上，有时形成书籍，有时形成衣柜，但它们都是被组合在一起的碎片。当然，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分类学，这让我再次回想起18世纪欧洲废墟美学的例子。这呼应了现代科学对物质元素的追求，比如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

19世纪欧洲艺术家开始认真地用可见的文字描绘碎片。印象派画家将其分解成单独的彩色笔触；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依赖于机械式的不规则点。后来，在1905-1907年间，有一群称为分色主义的艺术家，他们使用小方形的画笔笔触，这是点彩画派的新版本。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在1878年左右迈出了另一个关键的一步。他宣称所有的形状都应该用圆柱、球体和圆锥来表示。但矛盾的是，这种看似对现实的固化实际上只是一种新的、更极端的分裂方式。印象派展现了我们感知的片段，而塞尚则是分裂了世界本身。他作品中的桌布，比如《玩纸牌的人》（1892年），不再是一整块连续的织物。相反，它是一组碎片，是多个方向的平面集合。1907-1932年间，暴力分裂的美学来到了欧洲，莫斯科、柏林、布拉格、华沙、罗茨、巴黎等地的现代主义视觉的中心。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拼贴画；让·梅辛格（Jean Metzinger）、阿尔伯特·格莱兹（Albert Gleizes）、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等人的立体主义；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亚历山大·埃克斯特（Aleksandra Ekster）、柳博夫·波波娃（Lyubov Popova）、马列维奇等人的立体未来主义；汉娜·霍赫（Hannah Hoch）、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罗德琴科的拼贴照片；维尔托夫和艾森斯坦的电影剪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的文化历史蒙太奇甚至引发了更多文化分裂理论的解读。

我认为，时机成熟了，我们正在思考人工智能的理论，也许是我，也许是你，将成为下一代的理论家，不是媒体理论家，不是即时理论家，不是数据理论家，也不是软件理论家，而是人工智能理论家。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同样有趣的网络分割理论，这构成了生成式媒体的基础。如果你要实时量化，你需要动手操作，学习计算机科学，亲自学习编程网络，因为理论化媒体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度的物质主义式的。大多数关于数字文化的人文泛化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人个人害怕技术；其次，我们意识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再者，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事物的运作方式。因此，请务实一些，亲自动手，深入连接、共进化的世界，构建层层叠加的图像等，也许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利用深度网络从其图像数据库中提取的所有模式，展示出难以想象分辨率的巨型可视化图表。

但作为一个一直投身于数字美学的艺术家，我很高兴能创造出我在这里向你展示的私人独特的图像空间。我喜欢这种绘画般、生长般的空间质感，以及相似的、复杂的主体，我有得到这些图像的秘法。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些空间本身，奇怪的图书馆，到处散落的书籍。我确实指定了我的人群，比如2005年在北京，或2013年在首尔，或1995年在上海等地工作室工作的艺术家，但我也有其他技巧，尽管他们看起来在一个奇怪的空间，这些空间既是文化的空间，也是碎片的空间。

所以，对于这些碎片的结论是，它们呈现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一部缓慢遗忘、非常罕见、几乎永远不可能记住的历史。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评论家和引起关注的人们在我们的记录中逐渐消失。对于更幸运的少数人来说，他们只能被记住几件事。例如，当人们遇到我时，会说“哦，你是列夫·曼诺维奇，你写了《新媒体的语言》。但我同时也写了几百篇文章，800次演讲，至少有一百多个艺术项目展览，编辑和出版了15本书。现在我已经只记得用书来回应，而且我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一个工作了超过60年的艺术家被缩减为几张标志性的图像。一个终身从事写作的作家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被缩减为一本书。所以，我是幸运的。历史的压缩是残酷而没有余地的，而现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分解、选择性重组和合成的机制可能相对没那么残酷。

当然，如果要使你在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中被记住，首先得需要它被幸运地数字化，对吧？因此，某物必须被数字化，某物必须被捕捉，某物必须在可以从网络上获取，然后也许这个对象、这个人工制品，在计算机科学家下载网页时会很幸运地被搜集到，被纳入到神经网络中。

我正在一个小镇里一家过去四年都没有游客参观的小博物馆里作画，也许这幅画很幸运，因为它出现在当地一张周末来访的高中生情侣的自拍照背景中，但是旁边的画却没那么幸运。是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碎片，但也许碎片会比以前更多，比之前更为严格的人类记忆和更为残酷的印刷文化所允许的更多。毕竟，Stable Diffusion 已经在超过50亿张图片上进行了训练，所以也许你的自拍照或者你14岁时画的那幅画，在网上某处也存在。

这种更宽容、不那么二元的遗忘和复活过程可能是人工智能美学中最好的一面。这是历史的仁慈。最后，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前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信息，因为现在我可以阅读那些文章。或者像一些西方艺术家抗议AI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所使用他们的作品，等等。我认为总的来说有点矛盾，你可能会喜欢这种东西。如果你的图片最终出现在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庞大神经网络的数据集中，那么你可能会很幸运，因为在这种方式下你将被记住，你成为了这种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碎片简历中的一部分。然后，当我们的艺术设计师和我们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创造出图像、空间、概念艺术、视频游戏、建筑等等新的像素时，你也间接地进入了其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每个由规范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都不会直接克隆现有的图像，对吧？它通过数万亿个连接组合事物。实际上，最近一个统计表明，我们看到的由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生成的图像中，直接引用现有图像的部分只有6%。所以，认为AI直接将人们的图像串联起来是荒谬的。也许当你进入这座新博物馆的野生展墙时，你应该感到幸运。这个博物馆分布在各个连接领域，并最终为新的机制、新的想象力和新的创造提供了养料。所以，我就在这里停下来，也许你们有一些时间提问和讨论。谢谢。

问答环节

Q：在更多的情况下，艺术家其实也是普通人，也会淹没在新媒体的洪流当中，那么普通人应该怎么面对AI的洪流呢？

Manovich：当然，我认为普通人，包括艺术家，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匪浅。请记住，人工智能不仅仅是生成式媒体，它也是一种加快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打字，任何形式的字母识别都是由人工智能实现的。对不起，我举的例子都是来自于西方软件，比如谷歌，因为我不住在中国。当然，我知道中国的腾讯，所以如果我提到了西方的东西，请原谅我。只要记住，请用你们对等的东西替换。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推动一切，对吧？人工智能也在推动搜索。所以，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就像是一种加快事物进程的方式。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从英伟达CEO那里听到的。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编程。以前，你在学习编程前需要学习代码，以前是Pascal或 C 或 C++ 或 Python 这样的特殊语言，但现在你可以通过对计算机说点什么来编程。对 ChatGPT 或我们的应用程序说点什么，包括使用谷歌镜头，你可以进行开发，中国也有自己的开发版本，所以每个人都成了一个程序员。编程使你能够控制事物，进行沟通，制定规则，创造即时。

所以，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们也知道，各国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感到担忧，并且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在进行监管。看到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相当令人鼓舞。中国在监管人工智能方面采取了最激进的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可以相信技术的可能性……我不确定任何技术是否有好坏之分，如果你想产生好的结果，你也得到坏的结果，但我们应该努力去监管它。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信息源，它让人们能够简单地找到工作，找到感兴趣的渠道，让人们创造。我是说，简单地使用生成式媒体工具的愉悦感，让很多人得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玩耍体验。所以我认为人们受益匪浅。我认为知识分子们应该开阔眼界，让他们的理论更接近普通人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系统性进步，也是世界的进步。从1990到2015，全球40%的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并且不再贫困，实际上是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进步，你知道，全世界中产阶级从90年代的7亿人增加到今天的四五十亿人。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和技术。

所以资本主义、技术和人工智能是最进步、最积极的力量。我认为知识分子们应该停止攻击资本主义，停止攻击技术，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然，资本主义并非只有积极面，它也有负面的一面，但并非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信息，包括会议中的参与者，因为我注意到一些韩国人对资本主义感到不满，但你们在中国，因为资本主义，你们才能乘飞机，因为资本主义，你们才有互联网，因为资本主义，你们的餐桌上才有食物。在20世纪，共产主义曾经作出了好的尝试但遭遇了挫折，但这个尝试使数以亿计的人死去了，也许光中国就有这么多人死去了。所以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的信息，我的宣言，让他们睁开眼睛看现实。我们可以做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理论，让普通人也能理解，而不仅仅是我们之间。谢谢。

讲者简介

Lev Manovich 艺术家、作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化理论家之 一。马诺维奇目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计算机科学系的校长教授和文化分析实验室主任。马诺维奇在四个新研究领域的创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媒体研究（1991年-）、软件研究（2001年-）、文化分析（2007年-）和人工智能美学（2018年-）。

Lev Manovich is an artist, writer,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sts of digital culture worldwide. Manovich is currently a Presidential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s Graduate Cent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ultural Analytics Lab. Manov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creating four new research fields: new media studies (1991-), software studies (2001-), cultural analytics (2007-) and AI aesthetics (2018-).

文/黃孫權

不對未來撒謊是不可能的，人們可以隨意撒謊。- Naum Gabo

1995年，理查德·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龍（Andy Cameron）兩人合寫〈加州意識型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一文，在 MUTE 雜誌首發，隨即發佈在NETTIME的郵件列表上引戰辯論，隔年收錄於《科學即文化》期刊上¹。此文震動了矽谷整合全球技術經濟的美夢，對那些崇拜《連線》（Wired）雜誌、緊跟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 和凱文·凱利（Kevin Kelly）屁股搖擺的「科技-反文化」青年來說，實如打臉。

「意外的」，這是巴布魯克在二十年後的一場演講說出的²，此文成為歐洲批評美國達康（dot.com）新自由主義與網絡泡沫批判的經典。巴布魯克在英國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教書，卡梅龍則是堅定的托洛斯基左派。他們原本只是為了大學新設的跨媒體中心課程（hypermedia）寫一份發展綱要，兩人邊喝啤酒邊抽大麻寫，「意外的」，可能本要怨懟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好像突然反感於《連線》和MONDO 2000雜誌所宣揚的科技反文化福音，便命名敵人為「加州意識形態」──統合了自由主義（對某些人來說，是新自由主義右翼）、嬉皮的反文化激進論，以及技術解決論等等混種意識形態──是由少數技術菁英卻擁有全球性力量與解釋進步正當性的男人團所掌握，相對於美國西岸的前沿藝術家和學者努倡導的負熵崇拜者產生的「後人類」理念，在沒有明顯對手的情況下，加州意識形態的全球主導地位是全面的。

新自由主義從來不只是政治經濟學上的理性政策，否則很難作為一種行銷全球的產品，保守主義文化與個人自由文化是其雙翼。這群人將美國共和黨帶頭人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及其親信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³所鼓吹的”歷史進步”當作鼓風機，成就自己的文化霸權。從布蘭德開著一台小貨卡販賣文化商品開始，出版《全球概覽》，《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到了和勞倫斯·布萊恩特（Larry Brilliant）共創的 THE WELL⁴的「虛擬社區」（Virtue Community），這也是虛擬社區一詞與社會群體的首次出現，布蘭德與其追隨者們就此打造了今日網絡社群開端。THE WELL是美國七零年代電子邊境信仰者與美國鄉間新公社派後裔，這個社群包含了前衛程序員、文化行動者、反文化嬉皮、石油富商、全球公司高管、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⁵、後來成為電子前沿基金會（EFF）創始者之一，發表過著名的《賽伯空間獨立宣言》⁶的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甚至還有當時紅極一時的迷幻搖滾樂團死之華（The Grateful Dead），這些文化醞釀了《連線》帝國。⁷

這波技術─文化的進步力量，一開始是麥卡錫主義下的藥物文化、新左與反文化份子的聚集，迸發了科技藝術的超級力量，逐漸取代了老舊的搖滾樂與嬉皮，替換了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的愛情文藝大戲，淘汰了迪倫的歌詞，其代表了歐洲的福利國家體系崩解與美國的工人黃金時代結束後的主導文化。相對於許多哲學家關注六八學運的影響，這個成為今日宰制性的意識形態卻鮮少獲得應該的關注。有人知道個人電腦和信息網絡的進步許多都是由受新左派影響青年和反文化的技術樂觀主義者所實現的，熟知故事的人則知道這是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所做的鉅額投資才有的成果，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是在國家的大量補貼下發明的，包含軍轉民科技等等。今日具有影響的技術發展與成果都是先由公共財富投資創造的，裡頭還包含許多哭笑不得的實驗，例如美國CIA進行的LSD實驗，美國希望能在戰俘身上套出機密。如果沒有這個實驗，LSD也不會散落在舊金山街頭，個人計算機的歷史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這些信息技術產品並非禮物經濟，而是戰爭武器的民用化，偽裝為前衛文化，成為福山歷史終結論後的唯一的「歷史前衛主義」。非理性繁榮不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J. Shiller的批評⁸，更像是一面倒的進步迷因。如今，科技主義傳教士的演講場場爆滿，科技藝術的展覽此起彼落，人類終結、後人類、火星移民，負熵、奇點、技術哲學、硅基時代、人工智能等詞彙成為理論焦點，現實裡正在發生的一切因為不能解決就跳過吧！就像工業時代的現代性理論家常常不提發展連帶的外部性責任一樣：（去）電信管制、政府撙節、勞工福利縮減、工作與工會的消失、第四世界被拔掉插頭的人群，零工、流眾（precariat）、沒有社會的社交媒體、社會平台化等關鍵關懷不得人愛了。老舊問題與老舊理論要掃進墳墓裡，新理論的正當性來自新奇，而非鬥爭可能。畢竟有了《連線》，誰讀《滾石雜誌》或《雅各賓》（Jacobin）呢？

歷史在教，但沒有學生。時至今日，我們仍處在1995年加州意識形態的籠罩裡，多添了點加速主義與解決主義的調味。我們仍未有另類的前景。關鍵在於，我們有許多批評，但沒有理論；有很多反思，但沒有對現實進行採礦與翻譯。簡言之，批評者沒有自己的戰壕，打不了陣地戰，像是用農村的善意鋤頭對著資本─技術城堡邪惡塔樓叫戰；理論者沒有好的經驗研究，只是呼籲，淪為文明衝突的熱衷解釋者或表演哲學家，於是無法從新地形中解釋新社會轉化的必要故事與其意義，因為理論和研究的價值取決於它們解釋觀察到的研究對象的能力。

身處杭州，歷史上人文薈萃之地，阿里巴巴與網易的發源地，中國第一個開放境外數位金融港，也是中國數位支付系統的起點。新的「杭州意識形態」已然升起，但亟待診斷。與美蘇冷戰後新崛起灣區─矽谷意識形態構造大不相同，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信息技術實驗場，中國特色的網絡社會的意識形態乃由一系列的國家主導或容許實驗的策略所構成：山寨、盜版、強大的分包轉包製造能力、社會關係交易化、社交媒體進入公私企業與大學校園成為行政管理的身分認證與社會信用紀錄及防疫追蹤控制工具、嚴格審查與網格政治不妨礙網絡交易市場的日益蓬勃。這套機器體系，在中國由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趨勢中，組裝成特殊的民族主義的好故事。與此同時，中國仍是矽谷─台北新竹─深圳─印度的全球信息技術軟硬體產業重要節點，介入主導當前最富活力產能的經濟增長。獨特的杭州意識形態，並非加州意識形態的反面，更像是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待信息技術的兩個面向。歐美左右翼陣營皆有人讚嘆欣賞，有人嗤之以鼻。以此觀之，我們更應關切的應該是政治─文化使用技術的方式，而非本質性、生發性的技術存在，更非宇宙技術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更希望在它形成過程中，進行嚴肅的分析批評與闡釋，從而獲得該有的自體免疫。

這份自辦學術期刊，ACID，是認真的理論實踐，又懷抱嬉鬧自嘲愉悅。在負熵後人類的流行理論前加速建設積極的學術公社，而非回聲室（echo chamber）中的社群。我們要成為死亡前的加速公社（Accelerated Commune in Dying）。在學術期刊的私有封閉的堡壘裡發出戰帖；在出版審查裡找到新的解密形式；在資本主義的技術文化線性歷史的進步中尋找縫隙；在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當代中國進行政治辯論。總之，要測驗現實的酸度。期望ACID是一份當代技術圖景的政治文化地形圖與採礦機，換來的不是加密貨幣，而是朝向美好生活的具體形式和細節的運動。

當時參與了美國CIA進行LSD實驗 肯·凱西（Ken Kesey），是布蘭德的好友，之前一起搞過歡樂搞笑團（Merry Pranksters），也是新新聞派小說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以其為主角的小說⁹捧紅的人物。在參觀史丹佛國際研究院由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主導開發第一套個人電腦系統（NLS）後，他感慨地說：「看來迷幻藥之後最酷的就是它了！」(It’s the next thing after acid.) 。他的小說《飛越杜鵑窩》¹⁰接續了五零年代垮世代與六零年代反文化而成為經典，這本獨特的社會─心裡分析的寫實小說，批評了技術官僚體系，展現了人們野生的生活慾望與愛。

希望ACID這本期刊也能如此。

ISSN 2960-0944

試酸號目錄（ACID 0） 《當不再有愛 友愛就不復存》 When There is No Longer Any Love, There is No Longer Any Philia

死亡前的加速公社 黃孫權
前言 張鐸瀚

專題:當不再有愛，友愛就不復存 WHEN THERE IS NO LONGER ANY LOVE, THERE IS NO LONGER ANY PHILIA 第七屆網絡社會年會選集

1. 「當不再有慾望，就沒有愛，當不再有愛，友愛就不復存」 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四卷未出版手稿的導論 | Daniel Ross

2. BI0FILM.NET:像細菌一樣抵抗 | Jung Hsu & Natalia Rivera

3. 腦和心：將信任、關心和遊戲帶入點對點網絡 | Mai Ishikawa Sutton

4. 時間與沈浸 從藝術家紀錄片到VR的創作 | 陳芯宜

5. LUMBUNG.SPACE | Farid Rakun & Julia Sarisetiati (ruangrupa 成員)

一般論文 技術與文化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 《狩獵愉快》 後現代語境中的新神話敘事 | 朱顏

2. 線性歷史的終結 技術未來的單調想像 | 張鈺彬

3. 溢出流媒體? Bandcamp 作為另類音樂平台的探尋 | 馬雅

4. 紙上建築 ARCHIGRAM 形式美學與前衛預言之爭 | 鄭葉穎

5. 算力時代的數位圖像生產與消費 | 袁孟如

6. 志願計算專案中生成藝術的維繫功能 —以SETI@home和Electric Sheep為例 | 湯睿沄

7. 深海之懼 技術推動的性暴力 |王思雲

8. 無法互聯的連結 | 蔡澤銳

批評 REVIEW

1. 把社會還給社會主義 ——評布若威《製造甘願》 | 孫彬發

獲取ACID辦法：

一、NFT＋四種書格式自選。Liker.land（購買後，需要使用Kpler錢包claim NFT，過程簡單，勿慌，也可以直接用美金購買）： https://liker.land/zh-Hant/nft/class/likenft1r5me9g3kln40mfgufmcnkn5hhl8tuucjtkgtf7xfcf57nmd4985q2dau37

二、繁體epub版
Amazon (US）https://www.amazon.com/dp/B0CBDBR5N5
Amazon (JP）https://www.amazon.co.jp/dp/B0CBDBR5N5
台灣讀墨(Readmoo）https://readmoo.com/book/2202803720001
KOBO https://www.kobo.com/tw/en/ebook/m3PCe_nnuDO-ejFhADSwjA
Google Play Book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id=xfzJEAAAQBAJ&pli=1

三、使用INS發行的社會貨幣 ＄COOP 交換 ，簡繁，pdf/epub自選
若使用unipass錢包，可轉 6＄COOP到此地址：

ckb1q3s56s9gdcdjn285mrvnh8em8y9lwsyq87se5603e9t3dcpfagym8x5dwz07ah92kt5d307acttge0jdw7puu705t3a

若使用L2 Godwoken錢包，轉 6＄COOP到

caains.eth (0x0E659Baaf3EB20B5772BF015c29e6Bd7E5C33c06)

將轉帳截圖email to : inetworksociety@gmail.com 並註明需要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PDF/EPUB格式。你將會收到期刊的下載連結。

FOOTNOTES：

1. 這篇文章首發於 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5).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Mute. https://www.metamute.org/editorial/articles/californian-ideology；隨後發表在期刊上，见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6).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6.1, 44–72. 中文翻譯可見 Liang FANG. (2017). 译文 | 加州意识形态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Liang FANG’s Blog. https://fangfrancis.github.io/culture/2017/12/22/Californian-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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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vimeo.com/1577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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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波》作者，著名的流行科技的未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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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有著《全球概覽》氛圍的BBS布告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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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y Rand 是一名俄裔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與相信人定勝天的信仰者，小說《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國出版時，成為僅次於《聖經》銷量的著作。參考Ayn Rand. (2013). 《阿特拉斯耸耸肩》 (杨格, Trans.).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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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見 John Perry Barlow. (201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Barlow還幫The Grateful Dead寫過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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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這個故事說的最好有兩位作家，可以參考 John Markoff. (2006). 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Penguin. 以及 Fred Turner. (2006).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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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bert J. Shiller. (2015). Irrational exuberance (Revised and expanded thir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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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om Wolfe. (2008).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First Edition). Pic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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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en Kesey. (1963).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Berk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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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
整理翻译／陈苏元 杜若
校订／黄孙权 马雅

感谢你们的邀请。今天我将分享的主题是《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虽然我平时更喜欢即兴演讲，但为了确保翻译的流畅，我会尽量贴近这篇论文进行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准确传达论文内容，感谢理解！

我想以1988年5月31日为起点，当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访问苏联期间向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站在十月革命的壁画前，谈论了一场不同的革命：数字革命。总统表示：“如同蛹一样，我们正在脱离工业革命的经济，那是一种受制于地球物质资源的经济，转向一位经济学家以《心灵的经济》为题的书所描述的“心灵的经济”（The Economy in Mind）。在这个心灵经济中，人类的想象力没有界限，而创造的自由将成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 随后，他引用了《圣经》的“古老智慧”并总结道：“一切的起点是灵魂，创造物的丰富物质皆由此发出。”

快进到今天，进入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里根的梦想中。科技行业的风气在近年发生了性质改变，从比尔·盖茨所倡导的市场狂热的乐观主义转变为由湾区新反动主义者和网络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数字封建主义。在科技文化中孵化并似乎已不可救药的加密法西斯主义论坛，在制造和传播另类右翼（alt-right）的词汇和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编按：一份美国历史悠久的左翼工人杂志）的报道，新纳粹网站“每日风暴”（The Daily Stormer，以德国纳粹的非官方宣传机构 Der Stürmer 为名）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来自硅谷，而苹果和英特尔所在的圣克拉拉县则是该网站最大的流量来源。顺便提一下，“每日风暴”网站因为夏洛茨维尔袭击事件（Charlottesville attack）及对一名年轻女性海瑟·海耶的谋杀，最终被从线上撤下而不复存在。因此，被称为另类右翼的极右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而不是与后工业工人阶级失势的期望值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表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配置正在形成，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之下与其协同工作。

因此，如果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崛起都承载了对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见证，那么可以说，在科技行业内崛起的加密法西斯主义倾向见证了“数字革命”的失败，其对后稀缺经济和社会化资本的允诺从未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线上广受欢迎的赛博蒙昧主义（cyberobscurantism）、极右玄学（far-right esoterica）和偏执狂观念构成（paranoid ideation）的混合物可以被解读为这一持续转变的病变症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前时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去西方化的进程，即西方正迅速失去其主导地位，并且与这一进程相并行的是，在这场持续的关于对殖民榨取矩阵的控制的争端中，中国作为可能之胜利者的出现。西方霸权的存亡取决于数字经济，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当前唯一快速增长的部门，也是在气数将尽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之外籌謀资本积累的另一阶段的唯一引人注目的尝试。文化战争将这种地缘政治的紧要关头畸变为一个道德寓言：创造物将要从其造物主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一种亚洲面孔的资本主义。我想展示一些图片，让你们了解这种转变在美学上是如何表现自身的。

这是一种被称为“蒸汽波”（Vaporwave）的互联网风格，这种蒸汽波风格将希腊罗马大理石雕的图像与类似电子世界的网格、柔和的色彩和棕榈树结合起来，将西方文明的神话起源与美国梦和科技行业联系在一起。重温怀旧情怀，蒸汽波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拼贴艺术，它将新世纪元素融入复古科技风格中，混合了有抱负的、灵性的和技术的元素。蒸汽波类型随后被白人族裔民族主义运动挪用，产生了视觉亚流派“法什波”（Fashwave）。在下一个图像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带有“黑太阳”（德语 Sonnenrad）的“法什波”迷因，这个符号曾被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使用，并在玄秘白人至上主义圈子中广受欢迎。这是另一个“法什波”迷因，与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的雕塑并置，他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受欢迎的雕塑家。在这个迷因中，这个图像与凯尔特十字并列，后者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使用的象征符号，其中包括“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在这个图像中，它的含义非常明显，口号“西方正在燃烧”与一个凯尔特十字并置在一起。

目前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可以说是太多了。这项技术确实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即大规模失业和错误信息传播的风险，但这些并不是让主流社会最为忧虑的问题。相反，业内人士经常警告说，他们正在构建的技术可能对人类构成存在主义的威胁。在这样一种人类灭绝的叙事中，有一种戏剧性元素，其存在超出了人工智能所能涵盖的范围，其自身蕴含着一种远比技术更古老的幻想。即使听起来很不科学，这些思辨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事实上，也许它们对技术、科学或经济没有太多意义，但对白（人）性（whiteness）、西方霸权、或这种霸权的丧失来说却意义重大。

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是，ChatGPT 如何通过编程误导研究人员。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与 ChatGPT 的聊天记录中，谈及“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也称作“基辛格报告”）时，ChatGPT 以一种明显的企图不断误导研究人员，试图掩盖存在争议的美国政府政策。

然而，数字经济也改变了技术作为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与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再生产是存在矛盾的。让私营部门——亚马逊、刚刚收购 Deep Mind 的谷歌、脸书、IBM 和微软——成为必需的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意味着技术精英阶层与庞大的失业或就业不稳定的底层阶级之间存在根本性分野。金融与数字技术结盟，挥舞着不可思议的权威，引领企业利润和精英权力的戏剧性复辟。

虽然这种走向寡头政治的趋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与其对内进行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对外进行的殖民暴力一直是同步存在的，但随着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的工资”，这种已然找到复兴强度的寡头政治趋势，阻碍着所谓的外围形构（peripheral formations）的发展，并重现为“全球南方廉价劳动力种族威胁”的论调。

随着社会权利在欧洲和美国的凋敝，一个庞大的安全装置正处于一种不断被巩固的进程中，“管理着被认为是对国家文明的威胁”。就像如今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的背景，被捏造为反反犹主义，以表示与反犹主义战斗的必要性。

对内管控种族化的生活，对外重新加强殖民的暴力，二者相互交织，创制了一种效应结构，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从力比多层面或是象征层面投资自己。尤其是千禧一代，他们被鼓励将其身份认同与新创企业、社交媒体平台站在同一阵线（就像他们父母一辈看向的“美国梦”或向上流动性一样），并将他们所引领的企业家主体性模式误识为自由和自主的例证。可以说，白性作为一种力比多粘合剂，将不相称的财富抓握到了一起。网络文化战争，是一场关于白人没落和帝国霸权的更大斗争的代理。科技文化采取了黑客反文化的态度，同时又与支配性阶级保持一致，从而“在两者之间开辟出了一条有毒的通道”。

我想分享一个小图片，是埃隆·马斯克（Elon Mask）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抱着一个洗手池走进 Twitter 总部，“让它沉入其中！”他刚刚收购了 Twitter，而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笔收购无异于一个巨大损失，但他收购推特的实际初衷是创建一个政治企划。

在后 89 的反政治氛围中，大量知识分子都以一种回避“党派组织和斗争等顽固存在的问题”的方式，致力于将政治解放概念化。在这一退出集体、拥抱新事物的过程中，“名义上的左翼学者们，有时由科技公司出资担任教授职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新媒体的激进潜能感到无比激动”。事实证明，另类右翼对自由派意见领袖、广大的准学术界和当代艺术圈来说都很有吸引力，这归功于对德勒兹和德勒兹主义的庸俗阅读，杂交性、矛盾性和展演性在定义上被认为是多义性的，因此也是反威权主义的，而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可以被描述为根茎性（rhizomatic）或破坏性的东西——都被拜物化为一种网络赋能的民主形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圈子共享着对于通常所说的“失败文化”的广泛不满，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失败文化”便作为左翼对其政治历史的理解的特征。放弃了好战，转而倾向于忧郁症和失败主义者的内省，就如其批评者所言，左派（the left）——通常是名义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左翼（left-wing）——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并最终落到了一种“左派传统主义的自相矛盾立场”，他们放弃了每一个有远见的計畫，进而空虚了自己的力比多能量。

左派被认为所缺乏的那种强度、令人陶醉的活力和近乎狂喜的体验模式，正是另类右翼必然要提供的。尽管往往与冲突于社会秩序的主旨联系在一起（这种冲突定义了反文化，这也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所体现的），颠覆或超越道德规范的欲求并不一定具有政治性，而是取决于当前的共识。越轨的修辞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越轨的政治相脱节，纳粹剥削电影（Nazispoitation film）就是如此，它的主要驱动力是将政治的离经叛道与性的离经叛道联系在一起。在 60 和 70 年代，法西斯主义也为将权力与性相联系的幻想提供了现成的出口，如支配与服从，施虐与受虐。社会民主曾经有，且在许多方面仍然有着，一种法西斯式的力比多。

从情色方面来说，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其他例子中——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就是最极端的例子——越轨迅速变成了虐待。至少在当代艺术领域，越轨是一种流派，其生产一种犬儒式的尝试使审美经验成为一种道德暴行的直接延伸。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用“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的表情包来嘲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一张海报上写着“绿命攸关”，以此贬损尊重黑人生命的呼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存在绿命。最重要的是，越轨具有经济维度，与创造性破坏信条或硅谷俚语“破坏”一词相关联，这是反文化与科技或计算机文化之间的一个关键主题。

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性在定义上是属于不自由的（illiberal）。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为其自身估值，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你为他人做了什么，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一定程度上的强迫，因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自私的，每人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自私的行为。因此任何类型的同情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强制。基于新自由主义认为集体性即不自由的观点，在线网络连通性允诺自身将发挥解放之路的作用，可以规避集体组织行动的陷阱。但正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的那样，网络的虚无主义潜能是其个体化效应的产物。基于网络的互动还特别擅长将反叛与革命分离。尽管与反文化不尽相同，异端文化的本质也是对立性的， 因为它信奉被宣布为危险的或被封禁的知识、思想、理论和思辨。灵性探寻文化（Seekership）“产生于对离经叛道状态的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意识。”异端社会文化氛围通过混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离经叛道，为进入法西斯主义论域提供了便捷通道。

正如彼得·奈特（Peter Knight）所言，通过数字化催生的阴谋论“与其说是精神错乱的症候，不如说是对知识和真理可能性的一种反讽，它运作于双重否定的修辞领域。现在，它们被有自我意识地呈现为一种症状，这包括其内置的诊断”，而它的修辞功能不是表达信念，而是表明无处不在的犬儒主义和一般化的不信任。

这一立场与职业管理阶级的反政治及其矛盾态度是同延的（相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富裕或相对富裕的西方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愿意将政治权力让渡给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他们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这典型地被理论化为一种偶然的、混乱的力量，能够释放出“强大的乌托邦能量”，其异化效应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解放。

几乎所有另类右翼中的杰出人物都将自己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NRx 意识形态（编按：新反动主义运动 Neo-reactionary movement ，简称 NRx）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以一种更编码式的方式。这种重现的连续性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亲缘性，直到现在都一直被地缘政治的需要所扭曲。与其说新法西斯主义者是加密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如说自由意志主义是加密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反民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流行的修正主义历史所掩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关注是不够的，即经济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源于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到美国变成了芝加哥学派。

“两个极权主义”的故事，将斯大林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和道德）上等同起来，与受自由意志主义启发的个人主义的反国家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在掩盖自由意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信条之间的亲缘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冷战中“自由世界”相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比喻将民主治理的问题纳入了一场史诗级的斗争，即自由力量——如艾茵·兰德（Ayn Rand）、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等人推崇的——与不自由力量之间的斗争，使得民主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民主自我治理并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支持不可让渡的权利观念——哈耶克在支持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政变时，曾言明赞同“自由专政”。古典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基本规范是达成了共识的，正如戴维·埃勒曼（David Ellerman）所说，“（这种结构）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自愿的宪法形式的非民主政府，在这种政府中，人们自愿同意放弃并让渡自我治理的权利给某个至高权力。”

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罗尔斯（John Rawls），人们可以找到许多基于同意的让渡基本自我治理权的论点。在美国语境中，这一争论往往与“自愿奴役契约”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关于个体可比较问题是，一个自由的制度是否允许他把自己卖为奴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说：“我相信是会的。”又或者如另一位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说：“自从奴隶制被废除后，法律禁止人的赚钱能力被资本化，一个人甚至没有出卖自己的自由。”

因此，回到埃勒曼的论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权利的让渡相对于权利的委托，而不是同意相对于强制。大多数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为将权力让渡给一个至高权力而辩护，而非公民将权力委托给代理人，新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倡导非民主的主权城邦（如新创城市[start-up cities]或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基于同意的非民主市或国家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模式包括 “自由城市”或“新创城市”的概念、所有权城市（proprietary cities）、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的漂浮海上城市（floating seastead cities）、保罗·罗莫（Paul Romer）的特许城市或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称的“股东国家”（shareholder states），所有这些案例都将定居主体看作是已经同意了一种服从契约（pactum subjection），他们自愿决定迁入并留在该城市或国家便是证明。但所有这些情况都排除了任何民主参与政府的可能性。当，或者如果，同意被撤回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退出。

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是尼克·兰德（Nick Land）和 Urbit 所有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笔名 Mencius Moldbug）的意识形态独创，其典型的主张是“选择性加入社会”（opt-in societies）或 “政府公司”（gov-corps），理想情况下由一位首席执行官国王管理。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帕特里·弗里德曼虽然没有被认定为新反动主义者，但他们也主张选择性加入制，将公民权利仅限于投资者（股东），禁止股东代理。在政府公司模式下，国家将不再监管资本，而是成为资本不受约束的表达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反动主义者是古典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不想限制国家权力，而是想将其私有化。人们将拥有离开的权利，而不是民主权利：兰德断然拒绝政治代议的民主概念，即拥有“发言权”的民主概念，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权利是“退出”（exit）的权利。

然而，退出意味着隔离：整个概念的关键在于把他人抛在身后。相似于“资本罢工”（capital strike）（艾茵·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中的一个概念，意为在经济中暂停新的投资。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展开，最具创意的实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罢工来回应福利国家的要求，他们撤退到一个多山的隐蔽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经济体），这种“退出”是非正式说法 “白人逃离”的正式版本：中产阶级白人人口迁往种族更加同质的地区。

硅谷还大力投资于比特币，正如大卫·格伦比亚（David Golumbia）所言，比特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功能远远超过其技术功能。从经济学角度看，比特币是对一个错误问题的回答：价值波动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它不能通过软件工程来解决：“没有直接的监管结构”，任何金融工具都可以“被用作一种投资”。然而，从意识形态上讲，比特币反映了人们对美联储被“外国”控制的根深蒂固的焦虑，说得更广泛一些，比特币是一场以金融资本的非法性或不自然性为标志的反犹主义蠕变。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新的极右翼从根本上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非法西斯主义，而在于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法西斯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扣接。法西斯主义不需要大众运动，它是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m）信条，而非集体主义信条。尽管在 20 世纪初上台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迭代获得了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另类右翼——虽然还在持续动员传统极右翼——仍具有强烈的超结构性。

社团主义是一种有机体说：社会被表征为一个有机体，即社会身体。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社团主义并不按照阶级划分来叙述社会对立的结构。相反，它坚持大脑与四肢之间是一种和谐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也是如此，并将两者共同对立于以社会身体为食的外部或寄生性因素。在古典法西斯主义中，这种寄生性因素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并被编纂为犹太人）。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下，寄生者的位置往往被归咎于国家——一个为了不值得的、种族化的福利受益者的占位——其不正当的税收削弱了公司的生产力。在欧洲和美国，税收问题越来越多地与种族主义者拒绝纳税联系在一起，税收广泛地被视为对种族化少数群体的支持。通过“退出”，你可以甩掉寄生者，把他们抛在身后。

阶级意识与大众运动之间的非同一性取决于白性的构建；取决于致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在力比多和象征意义上投资自己的效应结构。但是，由新反动主义（视白性为资本的代理）和那些另类右翼（视资本为白性的代理）所表征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新反动主义并不拥抱传统的极右种族信条，而是认为“基因自我过滤的精英”已经处在一个将其自身从那些智力平均或低于平均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最终将致使超人类高级种族（transhuman super-race）的出现，以及“一个利用智力增强技术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懈可击地位的强大领袖。”尽管超人类的高级种族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但现有技术已经让我们沉浸在赛博自由意志主义信条所呈递的激进瓦解中，想想“零工经济”是如何规避社会契约的。

在由哈里森·弗鲁斯（Harrison Fluss）和兰登·弗里姆（Landon Frim）最近为《营救》（Salvage）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将这些分叉的拉力之间的摩擦，视为对抗的“动物精神”比蒙（Behemoth）和利维坦（Leviathan）之间的一场斗争。比蒙表征着族裔民族的领土完整，而利维坦则代表着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海盗资本主义”（corsair capitalism）：贸易和金融的流动活力。如今更加为人所知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 年）铜版雕刻中出现的高大形象，作为国家或“统治者”（rector）的象征。利维坦最初是一种危险或邪恶的力量，有时是海洋本身，有时是龙或魔鬼，被表现为海怪或蛇形鲸鱼。施米特认为，霍布斯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它唤起了一个巨大的身体的图像：身体政体（body politic），霍布斯将其与比蒙相对立，后者是社会动荡或革命的象征，自然状态下的无政府主义的能量。另一方面，施米特又回到了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的阐释，将利维坦视为海上力量的象征，与表征陆地力量的比蒙作战。在施米特看来，利维坦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海上帝国权力（thalassocratic power），他将其与陆上的德意志帝国进行了对比。

但是，与其说比蒙和利维坦是对抗性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同一政治体的不同面（例如，沙特阿拉伯：既是种族专制国家，又是金融强国），或者说是它的后继国：由于公海已然让位于作为动态积累场所的赛博空间，利维坦，套用弗鲁斯和弗里姆的说法，可以说表征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加速形式，它正在废除最初使其得以繁荣发展的历史因素（即比蒙）。因此才有了青蛙，有了对粘性生物和洛夫克拉夫特式主题（Lovecraftian themes）的迷恋。

青蛙是一种阈限动物，处于两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入口或两个不同世界的交叉处。它们是变化多端的边界性存有，其形态学是隐喻的具身化。离经叛道、等级制度的颠覆、或秩序的解体都在胶质两栖动物的身体上实体化——它们是整个地球正在经历的阈限经验的替身。

套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观点来结尾，在欧洲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不过是殖民暴力找到了回家的路。法西斯主义是资本的肮脏秘密：它总是喜欢通过恐怖而不是工资关系、契约或市场来接近它的臣民，在成为它的受害者之前，欧洲白人是“它的帮凶”；他们容忍它，为它开脱，对它视而不见，使它合法化。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更有能力抵御即将到来的环境灾难）建造末日地下碉堡，而社会民主正在容纳法西斯计划，以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待某些群体，管理（和性别化）他们的生活，同时其他群体则被置于一种死尸政治制度（necropolitical regime）之下——被压制、被驱逐、被罪化，最终被杀害或留下等死。

2003 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通过将社会形式本体论化，有机体论隐喻的社团主义是建立这样的基础上的，它暗示着上述形式的危机就是社会和文明本身的危机。在这里，生活方式等同于生存。因此，对于大部分（以白人和相对富裕的群体为主）的人口来说，尚未遭受几个世纪的迫害重负，他们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认为，世界末日比种族资本主义所给予特权的终结更可取。感谢您的聆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问答环节

Q：硅谷的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新纳粹主义的孵化基地，您认为这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趋势吗？

Ana：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讨论是，现在有一种对人工智能建立恐慌的尝试，很多业内人士都在这样说，比如他们在电视频道上接受采访，说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这是因为开源人工智能非常有效。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垄断的问题。他们希望制定规定，以阻止开源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当然，如果他们成功，这在未来将是被私有化拥有的资源。如果他们不成功，如果有像开源人工智能这样的资源，那么你最终可以社会化这项技术，然后可以扭转这些趋势。在当前的时刻，明显是这样一种趋势，技术资源的积累处于在一群具有非常明确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政治纲领的人手中。

另外，从经济学角度看，就像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它亏损了很多钱，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想要创造出一种工具来实施意识形态计划，而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投资是有回报的。此外，我无法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也是因为这取决于政府如何应对，以及实施什么样的立法。

Lee Felsenstein：您在之前的发言中将埃隆·马斯克与反主流文化等同或混为一谈，我想知道您这样做的理由？

Ana：这有点讽刺，但硅谷的整个神话，或者说他们表述自己的方式，似乎都有点借鉴反文化的修辞。从历史上看，使得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及《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兴起的新公社运动（New Communalist Movement），基本上是根植于反文化的。尽管你可以说，它最终扭曲了反文化，或使其变得面目全非。但我认为仍然有一个历史轨迹，且现在还在被动员，特别是在硅谷将其自身的起源神秘化的那种方式上，我认为它仍是某种动员，因此它有自己的起源，谢谢。

Marc Weber：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一位移居硅谷的南非人。我的意思是，湾区也有很多军事起源的、大公司的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我并不真正理解反文化与当今硅谷的另类右翼或自由意志主义声音之间的联系。这似乎是一条非常非常难的线索，关于这一点您可以再展开谈谈吗？

Ana：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轨迹，起初是新公社运动，那基本上是一场移居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进行公共生活的运动，这场运动也催生了互联网通信的原初形式，而它们在反文化中有着明确的根基。我认为，在这里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时刻：从政治上讲，这种反文化形构并非与左翼企划在同一阵线上，而实际上与自由意志主义的计划一致。但这显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比如说，对越轨理念的畸变的兴起，就像这种反文化的左翼概念，你甚至可以追溯到68年和68年学生运动。而必须对文化形式和文化规范越轨的概念与破坏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秩序自由主义学派首先提出的，然后被芝加哥学派和芝加哥男孩使用。而这一点，在 “快速行动，打破常规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这样的口号中得到了表达。其中的理念是，你可以从调动具有文化性质的反文化习语，并以一种经济的方式或形式加以运用或部署。就另类右翼而言，有一种破坏和越轨的理念的美学表达。而像破坏和越轨这些理念，在传统上是与左翼计划在同一阵线的，甚至讽刺或挖苦的理念，如对权威人物的挑战、对既定观念的挑战，在传统上是与左翼相一致的。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自从左翼赢得文化战争后，这个越轨的主旨就转移到了政治光谱的右边，且成为了一种工具，而如今在使用它的并非左翼运动而是右翼。我不确定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讲者简介

安娜·特谢拉·平托，居住在柏林的作家和文化理论家。她是HBK布伦瑞克艺术学院的艺术理论教授和荷兰艺术学院的理论导师。她的作品出现在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Artforum 和 Texte zur kunst 等出版物中。同时，她也是斯腾伯格出版社 《论反政治》系列丛书的编辑，以及即将出版的《熵与时间政治寓言》的作者。

Ana Teixeira Pinto is a writer and cultural theorist based in Berlin. She is a professor of art theory at the HBK Braunschweig and a theory tutor at the Dutch Art Institute. Her writings have appeared in publications such as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journal, Artforum and Texte zur Kunst. She is the 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On The Antipolitical,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Entropy and Chronopolitical Allegory.

文／Franco “Bifo” Berardi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整理翻译／马雅
校对／黄孙权

早上好，下午好。很抱歉我不能和大家在上海见面。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反文化、賽伯文化和符号资本》。我将从早期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讲起。反文化在美国、欧洲、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形成过程。在一本名为《数字乌托邦 :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的书中，作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将60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视为我们习惯称之为“数字革命”的技术变革的先兆。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一个名叫马里奥·萨威尔（Mario Savio）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64年12月在伯克利的演讲，1964年是越南战争的开始，美国学生正在抗议这场战争并反对利用科技对越南进行帝国主义侵略。马里奥·萨威尔在演讲中谈到了智力劳动和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他说到：

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1964年12月2日，这是马里奥·萨威尔演讲的日子。对我来说，这些话预示了我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包括学术、政治和艺术方面的诸多经历。自60年代以来在西方蔓延的文化运动的关键主题，特别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关键主题在于知识、技术和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萨威尔的话特指机器对知识的征服和吞并，但也涉及其中的主观方面，它们也指向这种征服所暗示和引发的心理痛苦。请记住，萨威尔是在1964年说出这些话的，在我看来，这些话中包含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谁是知识的所有者？这是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关切：知识的自我组织，技术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自治，政治行动必须被视为摆脱资本主义、摆脱机器支配的可能性。

然而，在上个世纪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自治项目的失败。数字网络，在90年代被视为在大型私营企业控制下平等和自由的空间，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系列技术语言的自动机群集，塑造了人类交流的协议，甚至影响了认知硬件，也就是人脑。

但让我们回到70年代。在70年代，我所在的一代新学者和激进分子发现了一篇以前未知的马克思文献，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个文本中（特别是在机器论片段一章中），马克思使用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网络化的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一般来说，机器、认知和有薪劳动之间的关系是意大利后工人自主派（post-operaismo）阐述的核心内容，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称之为意大利左翼马克思主义。一般智力的概念对于自动化过程（用机器替代体力劳动）以及智力劳动被纳入生产领域的过程的描述非常关键。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是一般智力的智力活动产物，但它也具有使人们免受异化、免受有薪劳动剥削的潜能。一般智力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一方面，它是主观性、创造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剥削人类劳动的工具。在传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劳动的知识化被视为人类生活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的一种情形。之后，科技发展，从工业机器过渡到数字机器，在90年代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格局。在90年代，当数字技术打开了通向全球网络创建之路时，我与我的同事、同志们都认为这是社会从有薪工作中解放的开始。1994年，我和博洛尼亚大学合作，在我的城市组织了一场名为 Cibernauti 的国际会议。我当时的意图是从解放劳动、充分发挥一般智力潜能的角度，提前预见互联网的发展。我认为网络的发展可以使社会平等和社会利益为主导的期望成为现实。

但我错了。

网络的历史证明技术的发展并非一个孤立的领域。网络的发展取决于能够塑造它的社会力量。数字化社会活动的影响是我所称的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即基于符号生产和流通的资本主义，这导致对认知工作者——诗人和工程师，艺术家和技术人员的神经能量的剥削。符号资本主义将神经心理能量投入工作中，并将其置于不断加快的速率之中，迫使认知活动跟上网络化生产的节奏。结果就是，与认知相关联的情感领域被压缩至极限。这是马克思无法想象的，也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可能激起生产力的加速，同时也会影响生产的主观方面。当我提到主观方面时，我指的不仅是知识和社会活动，我也指的是社会活动中的情欲和情感领域。因此，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创造过程中，不仅我们的生产和交流活动受到威胁，我们内在的进行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心灵能力也受到威胁。

赛博空间超载了赛博时间。赛博空间是一个无限的领域，其速度可以无限加快，而赛博时间（关乎注意力、记忆、想象的有机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被加快，否则就会崩溃。我们的大脑、心智和身体无法被迫生活在无限的加速中，否则我们会生活在越来越痛苦的境地之中。

实际上，人类，作为集体的人类正在崩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社会心智在超级生产力的压力之下崩裂。在一种普遍流行的恐慌与焦虑之中，抑郁症正通过社会大脑的网络在全球蔓延。在中国、美国、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新一代的社会大脑在我们大脑不稳定活动的加速影响下出现了崩裂。马克思曾谈到过度生产，意为可用商品过剩，无法被社会市场所吸纳。今天，是社会大脑受到一大批抢夺注意力的商品的压倒性供应的冲击。社会工厂已经变成了不幸的工厂：网络化生产的流水线正在直接剥削认知阶层的情感能量。

我要特别强调心理活动的有机限制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对技术无限潜力的强调所掩盖。加速过程超出了神经容量的极限，这在现在这“最后一代”之间普遍蔓延的心理病理上得以显现。“最后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述。在欧洲、英国，许多年轻人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我们既不会创造，也不会让位给下一代，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在这种心理病理的情形之中，生活不再值得继续。因此，我们决定成为最后一代。精神医生谈论着心理痛苦、恐慌危机、抑郁等不断蔓延的流行病，年轻人欲望下降、出生率降低……这些都是需要解读的症状。

传统精神分析框架对于痛苦的解释已经不再奏效。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时代所说的那种个体的神经官能症问题，你会想到他讲到文明的疾病，神经症是个体受到压抑的结果，诸如此类，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不再是个体的神经症问题！而是大规模的精神病，是一种符号资本主义超级加速状态的新病态效应。神经系统充当着接收终端，整天都对符号刺激非常敏感。这种不间断的认知电击带来的认知压力对我们的情感心理造成了怎样的生存代价？“电击”（Electrocution）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创造的概念。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有人读让·鲍德里亚。我强烈建议读读他的书。早在80年代，他就已经在写一些现在对每个人都变得明显的现象，即病态加速的效应、符号资本主义的效应，加速主义、网络技术、一种普遍的劳动不稳定状态以及对认知劳动的依赖，都在社会心智中引发了病态效应，占据了注意力的时间，压缩了情感和感性的领域，导致了躁郁症的激增、最后一代工人自杀问题的愈演愈烈。

时间的殖民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历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在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中产生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资本主义首先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信息工作者/认知工作者（info-workers）——艺术家、工程师之类的——他们暴露在不断增长的神经刺激中：加速导致经验的贫乏。信息越多，意义越少；信息越多，愉悦越少。信息传播得太快，愉悦就会消失。当我们被迫接受广告宣传的节奏，被不断启动欲望时，我们变得无法真正享受愉悦，无法与信息领域和自然建立起令人愉悦的关系。感性在时间中被激活。感性是缓慢的。当刺激太快时，深入、强烈的阐释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电子赛博空间与有机赛博时间的交织中，一种麻木化的过程(desentizaiton)正在进行。赛博时间是有机的，它是我们身体的时间，是我们情感大脑的时间，而赛博空间则是元素的加速。

在此背景下，个体主体化和社会主体化的前景必须重新审视，这引发了一系列激进的问题：

在当今条件下，是否仍然可能设想一个集体主体化和社会团结的过程？在普遍的不稳定和加速的赛博时间中，社会团结还是否可能？是否仍然可能想象一种对现实进行智力与政治转型的集体过程的“运动”？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心理经济框架下，是否仍然可能实现社会自主权，摆脱资本主义的支配？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但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去问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艺术研究的关键主题。艺术是对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愉悦关系的敏锐的、理性的研究。艺术关乎节奏，是我们身体、大脑以及周围物理环境和信息环境的节奏。这些一直是艺术的主题！德勒兹和瓜塔里（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在他们的作品中谈到了这些，尤其是在他们合著的最后一本书《什么是哲学》中，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本书。在书中他们提到了宇宙（Cosmos）。什么是宇宙？实际上，宇宙并不存在于世界上。我从未遇见过宇宙，你也从未遇见过宇宙。宇宙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身体与信息和情感刺激的超载速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你被迫承受的情况下。宇宙就是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一种节奏。一切都关乎节奏，这种关系的节奏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这种不稳定、加速的刺激轰炸中找不到愉悦。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节奏。这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宇宙节奏（cosmotic rhythm），这是菲利克斯·瓜塔里创造的一个词。宇宙是根据我们的诗性和艺术活动创造的新节奏下，重新演绎宇宙的能力。我认为认知工作者如今是唯一可能进行社会重塑过程的主体。他们是创造新国际主义的唯一可能主体。

“国际主义”这个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它是和平与创造的唯一条件，却在20世纪末被击溃了。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丘之貉。民族自由主义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宜居、越来越难以生存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类破坏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蔓延着战争和侵略的星球上。看看现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看看以色列鼓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看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战争占据上风并在全球蔓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大脑被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所摧毁，因为国际主义已经在每个人与每个人相互对抗的战争中被取消。 我们 ─ ─ 认知工作者 —— 诗人、工程师联合在一起，在政治和存在层面形成一种联盟。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通往新型国际团结的途径。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从金融公司和军事体系的控制中剥离出来，逃离这个正朝着混乱的战争之路前进的星球。只有认知工作者、知识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才是可能创造超越当前宇宙的新宇宙的社会主体。非常感谢。

问答环节

提问1：如果艺术以及其他知识工作者也在重复病态符号资本主义的行径，我们作为知识工作者可以做怎样的自我警惕与反抗?

Bifo：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如何抵抗？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政治上的答案，因为在我看来，政治是一门太过古老的艺术或技术，在今天已经不再有用。政治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我引用一下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观点，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男人（不是女人），一个王子，去驾驭不可预测的未来、多变的事件。这就是在现代五个世纪中政治的情况——权力能够掌控各种多样的事件。但是如今，事件已经变得对人类意志来说太快、太复杂了。

所以政治意志是无力的。无力是今天政治的真正主角，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么怎么办？我们怎样抵抗？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艺术家的方式。因为在我看来，今天的抵抗本质上属于艺术家、精神分析师和工程师，他们之间的联盟是可能使我们从我们所处的终结中解放出来的条件。诗人有感知一切的能力；精神分析师有处理心理痛苦的能力；工程师有改变机器、根据诗人的建议以及社会思维需求重新定义机器功能的能力。

其实我并不提出政治解决方案。我不相信这种方式。我提出的是一种集体的抛弃行为，一种撤退、放弃，退出战争，退出工作，退出市场，退出一切逼迫你们的东西，摆脱符号资本主义，摆脱心理依赖。这就是我的答案。

提问2：您如何看待政治性抑郁对人们情绪带来的影响，以及在人们尝试避免政治性抑郁的时候便不去关注政治新闻与信息的做法？我们如何关注当下社会和政治，如何来夺取属于公民在社会控制权以便形成世界公民？

BIFO：我用“不稳定”（precariousness）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目前生活的状态。什么是不稳定呢？实际上，不稳定的工作是新自由主义实施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不稳定意味着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对明天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不稳定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和工作领域，它还指一种永久性焦虑的情绪，一种被永久性地推向信息领域加速和依赖机器节奏的感知，一种被卷入人造的需求漩涡的感觉，诸如此类，这就是“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有时候会助长攻击性，有时候会助长消极性。坦率地说，我认为在西方和东方经历新自由主义加速的80年代、90年代、本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人，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自我再造的任何可能性，被这种迫切参与市场的焦虑所吞噬。我不期待上一代人带来什么好的改变，我期待着来自最后一代、千禧一代的一些变化，那些在数字市场内出生长大的人。

一位名叫路易莎·穆拉罗（Luisa Muraro）的意大利女性哲学家，曾谈及新生儿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的声音。她表示现在在意大利，新一代的孩子们从机器学到的词语比从母亲的声音中学到的词语还要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千禧一代从是从机器中学到更多的词汇，而非从母亲那里。

他们正在经历真正的后人类状态，他们将塑造人类应对这种后人类状态的免疫方式。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们才能发明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世界。我知道他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无法克服机器节奏带给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焦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灭绝了。是的，是的。我们正在走向灭绝。灭绝是我们时代的起源。灭绝可能由气候问题引起，可能由导致核战争的政治斗争引起，可能由人类的政治军事自杀引起。我们能逃脱当下这些非常现实的前景吗？这并不容易，但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这种可能性比政治更富有诗意，更富有艺术性，更富有技术性。只有这种诗人与工程师的结合才能重塑技术的结构。而技术的结构，正如你们非常了解的，已经变得在主体性的塑造中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技术成为军事和金融系统末端的缩写，那我们就完蛋了。但如果艺术家和工程师的社会主体性能够从零开始重塑机器，我们就能重新发明我们的未来。

讲者介绍

Franco “Bifo” Berardi 1949年出生于博洛尼亚，是哲学、媒体和数字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积极投身于1968年学生运动，直到1972年都是“工人权力”组织的一员，于1975年创办杂志《A/traverso》。于1976年联合创办意大利第一家自由电台“RADIO ALICE”。比弗出版著作二十余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代表作包括：《终结的现象学》（2014）、《英雄、大屠杀与自杀》（2015）⋯

Franco “Bifo” Berardi was born in Bologna in 1949.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philoso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68 student movement, was part of the Potere Operaio (Worker’s Power) group until 1972, and founded A/traverso magazine in 1975. In 1976, he co-founded Italy’s first free, radio, RADIO ALICE. He is an accomplished author with around twenty books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 (2014), 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d….